浅析场内外交易模式下的股票质押式回购纠纷案件办理要点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证券法
    【出处】微信公众号:中银律师事务所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股票质押;回购纠纷案;场内外交易;案件办理
    【全文】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分为场内、场外两种交易模式,两种交易模式在业务办理流程、法规依据、违约处置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这些区别具体到股票质押式回购纠纷案件中,对案件策略的制定将产生一定影响,需要重点关注。2018年,受宏观环境、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相当数量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出现违约,进而导致大量纠纷的发生[1]。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对场内外交易模式下的股票质押式回购纠纷案件办理要点浅作分析。
     
      一、场内外交易模式概述
     
      1、场内交易
     
      “场”指交易所。场内交易,即指融入方将持有的股票质押,向符合条件的登记在交易所的证券公司或其成立的资管计划(资金融出方)融入资金,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质押的交易。场内交易的基本流程系由证券公司根据融入方和融出方的委托向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申报。交易系统对交易申报按相关规则予以确认,并将成交结果发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依据交易所确认的成交结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提供相应的证券质押登记和清算交收等业务处理服务。场内交易的特点是在场内(即交易所内)完成股票质押交收,可以在场内直接处置,但必须按照交易所发布的相关业务管理办法进行交易。如图示内容:
     
     
     
      2、场外交易
     
      场外交易,是指融入方将所持有的股票质押,向银行、信托等融入资金,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质押的交易。场外交易的操作主体不限于证券公司,还包括银行、信托、保险公司、基金子公司等。场外交易不通过交易所系统,而是直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登记。场外交易不能在场内交收和处置股票,相较于场内交易更为灵活、不需要遵循标准化流程。如图示内容:
     
      
     
      二、场内外交易模式下的管辖法院选择
     
      通常情况下,关于此类案件的管辖,交易双方在协议中均会进行约定,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场内外交易模式下的管辖法院的选择确有所不同。最高院在《审理证券回购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中之指出,证券回购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应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证券交易行为在证券交易场所内进行的,融资本金交割行为的地点应为合同规定义务履行的地点,即合同履行地。关于此问题,最高院在《关于如何确定证券回购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进一步明确。
     
      场内交易模式下产生的纠纷,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或者被告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在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管辖裁定一案中[2],法院裁定认为:本案中,案涉交易系场内交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证券回购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中的规定,深圳交易所作为交易场所,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场外交易模式下产生的纠纷,最初付款一方(融出方)所在地或者被告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在冒洪波与邵广青、第三人江苏城中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合同纠纷一案中[3],法院裁判认为:本案中,邵广青与冒洪波之间没有达成书面协议,亦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园林公司的股票已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涉案股票回购应当发生在交易场所之外,故邵清波所在地为本案合同履行地。因邵清波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三、场内外交易模式下的原告身份确定
     
      场内交易模式下,多数交易结构是银行、信托公司、保险等其他融出方通过委托证券公司成立资管计划来实现场内交易,证券公司作为通道方承担管理义务,登记为质押股票质权人。此种交易模式下,一旦发生纠纷,当证券公司不能积极配合起诉的情况下,通道结构将成为融出方直接行权的障碍,主要表现为:如何在融出方与融入方之间未建立直接法律关系的情况下,突破合同相对性,使得融出方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对于此问题,实务中,比较成熟的处理办法有二:一是“权益转让模式”,即基于《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由通道方将其在交易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融出方,进而在融出方与融入方之间建立直接的法律关系。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门里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4],法院裁判认为:关于原告恒丰银行是否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关于“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之规定,原告恒丰银行有权要求被告门里公司向其支付借款本息。本案中《委托合同》的最初签订主体虽是门里公司和兴业银行成都分行,但根据恒丰银行与招商银行海口分行、长城证券、兴业银行成都分行、门里公司等五方共同签署的《协议书》,在恒丰银行根据《协议书》履行了其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付款购买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持有的全部案涉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后,即承接了兴业银行成都分行在《委托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二是“隐名代理显名化模式”,即基于《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四百零三条的规定,直接在融出方与融入方之间建立法律关系。如有证据证明,融入方在签署业务协议时即明知融出方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则根据第四百零二条规定,融出方与融入方之间直接建立法律关系自不必多言。即便签署协议时不知,融入方违约后,通道方配合向融出方出具书面函披露融入方,亦可适用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实现同样效果。在北京长富投资基金与武汉中森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一案中[5],法院裁判认为:关于长富基金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问题。本院认为,《委托合同》第1.4条受托人承诺中约定,“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时,受托人应按照委托人的书面要求以受托人的名义向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联人提起诉讼”,该约定是受托人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对委托人长富基金的承诺,只约束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和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无关;就约定内容而言,是否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作为原告对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联人提起诉讼,是该约定赋予长富基金的权利,而非限制其行为的义务,长富基金既可以自行起诉,也可要求受托人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提起诉讼。
     
      场外交易模式相比有所不同,该模式下融出方通常与融入方直接签署交易协议,双方建立直接的法律关系,融出方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自然不存在法律障碍。
     
      四、场内外交易模式下,股票市值触及平仓线,未及时平仓造成损失的不同处理
     
      如前述内容,场内交易的特点是可以通过证券公司在场内直接对质押股票进行违约处置。如此,当股票市值触及平仓线,证券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平仓导致资金融入方损失的,应否予以赔偿?在原告侯某某与被告某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分公司、某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中[6],法院裁判认为:根据《券e融业务协议》约定,履约保障比例平仓线是指当履约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该值时,交易进入触发状态,客户应在进入触发状态的下一个交易日上午10点之前,提交补充质押或其他履约保障措施,否则证券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协议》约定,对标的证券采取违约处置措施。通过上述短信内容及通话记录内容可以看出,在2015年7月6日股票市值达到平仓线时,被告在7月7日上午10点之后未及时进行平仓,次日诉争股票因重大事项停牌。虽然对于停牌的风险,双方均不可预测,但在具备平仓条件时,被告未及时平仓,存在一定责任。双方均认可停牌期间,原告利息及罚息损失为64万元,根据公平及诚信原则,被告应适当予以赔偿,以赔偿32万元为宜。同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7]第十条规定:“股票市值触及平仓线,配资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强行平仓,配资方起诉融资方赔偿实际借款本息费用与股票实际平仓市值减扣后不足部分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样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场外交易没有证券公司的参与,不能在场内交收和处置股票,自然不存在上述问题。
     
      五、场内外交易模式下,关于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问题
     
      场内交易模式下,股票质押回购交易协议一般系由证券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既为格式文本,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则存在格式文本效力的认定问题。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贾跃民证券回购合同纠纷一案中[8],裁判认为:关于协议条款效力问题。被告提出协议系格式条款,字体过小导致阅读不便,数字公式确定违约责任难以理解,故主张部分格式条款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从本案所涉及的《主协议》条款而言,本院认定其属于格式条款,该格式条款字体过小、排版过密,确认难以阅读识别,故无法认定原告“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因此,被告该主张有一定道理。但鉴于违约责任条款在从协议中再次明确,且上述条款系该类业务最为关键的条款,本案交易金额如此巨大,被告不可能不对此予以关注。因此,对于被告主张违约责任条款无效,本院不予认可。尽管如此,考虑到原告作为券商,面临众多交易相对方,包括机构与普通自然人,在今后的业务中,如原告继续使用类似本案中存在格式瑕疵的协议文本,有可能损害其他交易相对方利益,故本案中本院不支持原告所主张的律师费(该律师费条款在《从协议》中未有体现),并酌情认定本案诉讼费用20%由原告承担,以起到警示与惩罚之功效。可见,证券公司在交易协议中需要采取合理方式提请融入方注意文本中的关键性条款。场外交易模式更多系一事一议,因此不存在格式条款一说。
     
      六、结语
     
      通常而言,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交易双方多为机构,自然人也多为上市公司大股东,均系成熟的市场参与主体,尤其是作为专业从事股票质押融资业务的证券公司,从签署协议起,即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完美防范。因此,面对此类纠纷,无论代理哪一方,代理人往往惯性思维认为此类案件属于欠债还钱、争议不大。结合以上分析,具体到股票质押式回购纠纷个案,仍有很多点值得关注和研究,妥当把握或能收获柳暗花明的意外之喜。
    【作者简介】
    吴则涛,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注释】

    [1] 《2018年度股票质押回购风险分析报告》.深交所2019.01.18发布;
    [2]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管辖裁定案中_(2014)苏商辖终字第00189号;
    [3] 冒洪波与邵广青、第三人江苏城中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合同纠纷一案_(2018)京03民辖终1650号;
    [4]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门里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_(2014)川民初字第119号;
    [5] 北京长富投资基金与武汉中森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_(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
    [6] 原告侯某某与被告某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分公司、某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_(2016)冀0105民初299号;
    [7]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场外股票融资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
    [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贾跃民证券回购合同纠纷案_(2017)沪02民初5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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