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教授谈阅读与写作: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出处】新京报书评周刊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身为法学教授,王人博一直喜欢阅读和思考。在他的理解语境中,一个教书人如果自己不读书,心里也会多少有些不踏实。爱德华·萨义德曾说,“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这也是王人博的信条。在知识分子的意义上,“业余者”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
    【中文关键字】阅读;写作
    【全文】

      新京报:最近在读的是哪本书?
     
      王人博:最近在读「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读这类书的想法有点复杂,用一两句话不好概括。这样说吧:根据自己的年纪和阅历,我对“思想”的关注度明显下降,而热情转向对“行动”的思考和阅读。中国不缺乏思想者,晚清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个现成的老师——西方摆在那里。把西方的某种思想借取到中国,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也不稀缺。
     
      为什么再好的思想在实践层面总是变形走样?中国的问题不是如何“想”,而是如何“做”。“做事”或者做成一件事,更需要智慧、技艺和勇气。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在中国要作为一个好的行动者,他需要动用各种知识和能力,包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智慧和技巧。与上打交道是一回事,与同事打交道以及与下打交道是另外一回事。
     
      就拿戊戌变法这个事件来说,研究张之洞就比研究康有为重要。康有为主要是“想”,而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封疆大吏如何“做”,更值得去研究。因为再好的思想要发挥实效就必须落实到行动层面。行动者往往有丰富的经验,有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更明了现实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比其他任何国家处理起来都要难。臣子跟皇上如何说话就是一个大学问,包括奏折。人有激进、保守、持重之分,如何与他们相处做成事情也是一门大学问。之所以转向“行动者”阅读,还是受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影响。他说过,张之洞的「劝学篇」是他积四十多年的官场经验的呕心之作。这句话打动了我。没有实践的经验得失,是决计写不出不温不火的「劝学篇」的。
     
      另一个来源是重读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在这个文本中,使用的每一章的标题都可以看作是“思想之名”,包括这个文本的序章。“正传”本身就是中国“思想之名”的一个反讽。然后再根据每个“思想之名”去写“阿Q”这个行动者如何行动,包括“他”的所思所做。思想是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而阿Q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成了一个反讽式的行动者。所有一切既定的意识形态包括革命在内,在阿Q那里都统统失效。思想真是做了孽,它许下了愿,却为了要人的命。
     
      新京报:阅读次数最多的书是哪本?
     
      王人博:次数最多的当是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原因很简单:他是日本人,一个与中国思维方式很近的东方人,也因为他的行文风格很东方。另一个原因是他写的鲁迅独此一家,你可以不同意,但要超越很难。他的鲁迅不是研究,而是“诗术制作”,它既是哲学的,也是政治的,而且暗藏杀机。
     
      新京报: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是哪本?
     
      王人博:重读「阿Q正传」。未庄,阿Q:一个记忆中的国家历史和它的人民。——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也去损害和侮辱他人。
     
      新京报:你床头现在放着哪些书?
     
      王人博:不好意思。床头摆着自己的两本书,「业余者说」和「你看我说」,都是最近的。之所以这样做,是想不时地看看自己此时此地的所思所想,以便检讨自己。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是为自己的书做广告。
     
      新京报:最想写出怎样的一本书?
     
      王人博:想写写张之洞。目前还处在阅读文献资料的阶段,思路不清。对他感兴趣,与第一个问题有关:如何做成事情与振聋发聩的喊叫同样重要——这只是一个谨慎的说法。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王人博:瓦尔特·本雅明的「启迪——本雅明文选」。因为他的文字不好归类: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或者兼而有之?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从他那里可以知道:人的命运与他的思维方式之间有一条隐秘的通道,而通道里那条系着铃铛的绳索则牵在上帝的手里。
     
      新京报:最近读到什么文章/观点让你记忆犹新?
     
      王人博:读「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该文是解读鲁迅的「阿Q正传」的。其他的就不谈了,读者可以自己去读。就是这书名“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很有意思。该文带来的思考是,鲁迅是如何定义“胜利”的?他把胜利这个人之所欲的东西除去了客观视角,还原为一种纯粹的心理感受。胜利只不过是觉得对自己“有利”罢了。
     
      新京报:你自己的著作里,最满意的作品是哪本?
     
      王人博:说满意谈不上。因为满意带有自傲的意思。我不是一个自傲的人。「法的中国性」,是个专业论文集,我写的正儿八经的论文不多,能收进去的也就那几篇。一本纯粹写中国问题的集子。无论从外域引进什么概念或思想,在中国这里都会拐个弯,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宪法、法律也不例外。中国性是个大词,它可容纳很多问题。
     
      新京报:如果让你做一份学术类刊物的执行主编,你想做什么类型的刊物?
     
      王人博:做一本纯粹的学术性刊物,知识发生学方面的。我们习惯了话语实践,但我们又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忘却机制,扔弃了组成话语的概念和语词本身。概念、语词不清,话语就只是个口号而已。
     
      譬如说“法院”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是外来之物。为什么要制造或翻译成这样一个概念?东方国家日本叫“裁判所”,重在裁判。而中文的“法院”重在“院”,一个带有行政色彩的词语。“院”与院长相联系,而院长又与官职相关联。专门做裁判的人叫“法官”,本身也带着个“官”字。任何概念或词语都是文化传统拟制的结果。
     
      再譬如,汉语里的“文化”、“文明”概念。美国学者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他为什么不用“文化概念”,如何从中文里理解“文明”这个东西?这样的刊物可能没什么影响因子,但绝对是学术的。
     
      新京报:你一般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阅读?
     
      王人博:躺在床上,点一根烟,泡一杯茶,手里拿一支笔。随着烟雾与茶气的升腾,思考也会从书里带出来。
     
      新京报:如果让你现在给新京报文化频道写一篇文章,题材和体裁不限,你可能会写什么?
     
      王人博:写一篇有关人文方面的短文。所谓人文,它不是世界与生活的补充形式,是人之为人的根性所在。世界与生活是丰富的,价值多样的,立体的,不是扁平的。人也不是单向度的。话扯远一点也可以说,人类之初开口说的第一个音应该是元音,是唱出来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初民们既要打猎、捕鱼,也要唱歌、跳舞。缺少了人文,世界和生活就少了滋味。人不能总是没事数钱玩。
     
      新京报:你能简单介绍下你今年的新书「你看我说」吗?
     
      王人博:这本书是图文集,来自于从2014年至2018年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图文。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日积月累慢慢成了习惯,有了“一日一语一图”这句玩笑话。后来出版社的朋友看到,认为这些图文有价值,所以决定出版。只是因为图片的版权问题,一直倒腾到今年的一月份。随便从书里摘出一句做个示例,图片就无法放在这了:“省略号文中出现是一种孤独的停顿,如同坐在街椅的中间,两边空着,却不再等人来。”
     
      新京报:2018年去世的文化名人里,哪位离世让你最难过?
     
      王人博:霍金去世。一个残缺的身躯顶着一颗伟大的大脑。少了霍金,宇宙很寂寞。
    【作者简介】
    王人博,1958年生,山东莱西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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