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风闻言事”一例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中国法制史
    【出处】人民法院报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乾隆朝;“风闻言事”
    【全文】

      风闻言事,指我国古代监察官可以根据未经证实的传闻之言,对官员提起弹劾或对时政发表意见。这一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后虽时开时禁,但大致上一直实行下来。由于言事者即使“所言不实亦不加罪”,历史上,由这一制度实施带来的问题及有关该制度的存废之争一直不断。乾隆五十五年(1785年),尹壮图的风闻言事便曾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君臣较量——所谓较量,实则当然是以圣上对臣子的步步紧逼及最终完胜为结果,但这一事件的背后真相及其过程中的君臣对话、心理攻守颇有意味,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风闻言事的制度环境及其实施的真实情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清代,虽设有专门的科道监察系统,但实际中凡可直接向皇帝书面陈奏的官员,均可行使言谏、参劾权,“风闻言事”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本案主角尹壮图是在其丁忧期满尚未重新获得任命时为此“监察”之举,丁忧之前,他的官职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二品)。
     
      尹壮图风闻言事
     
      事情起因于乾隆中期开始实行的“议罪银”制度,这是一项主要针对地方督抚等高级官员设定的法律特权:犯罪后,以缴纳罚银抵销刑罚。自这一制度推出后,不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一次,反对者是尹壮图。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尹壮图丁忧期满,自云南老家返回京城,给乾隆帝呈上了一道奏折,折中提出“永停罚银之例。”理由是:允许督抚大员以财产利益与国法做交易,破坏了朝廷法律的尊严;犯罪者愧惧之心全无,且认缴罚银后,为了弥补和转嫁损失,往往加倍敛派、侵贪,乃至造成地方府库亏空。他以返京途中“风闻”为依据,建言乾隆帝,立刻停止这一不良制度。
     
      乾隆帝对这一风闻奏章表达了克制的欣赏:“固属不为无见”,但他在颁下的谕旨中用较长的篇幅为“议罪银”制度辩护:对封疆大吏偶有过误者,罚银以示薄惩,是为爱惜人才之计,人才难得,封疆之选更为不易,若所犯并非难宥之罪,弃暇续用,是不得已之为。况且所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一番解释之后,乾隆也表示了对尹壮图的支持:督抚中或许也不免有如尹壮图所指议罪缴银后派累属员之人,但其索派、逢迎者究为何人?藉端勒派,有亏空库项者又系何人?乾隆令尹壮图指实参奏。他提醒尹壮图:奏摺之内,全是空言,并无实证,难免“以风闻取誉”之嫌。
     
      在第一次君臣言语往返中,乾隆回护议罪银制度的态度已较明显,但尹壮图显然没有察觉,他很快回奏乾隆帝,称前折所言并非虚构,返京途中所到之处,物议纷然,“各督抚声名狼籍,吏治废弛”“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在奏章中,尹壮图使用了“各”“皆”“狼籍”“废弛”“兴叹”等措辞,他把各地督抚、天下吏治及民生民情一概抹黑,并且拒绝提供乾隆帝所要求的“黑名单”,他说,如果要问勒派逢迎者、亏空国库者到底为何人,恐难办到:私相收受贿赂,“外人岂能得见,徒以道路风闻。”如果一定要有所实指,尹壮图说,那就请圣上简派人员与小臣一同密往各省,盘查审明。
     
      读完这一奏折,乾隆怒气爆发了,折中所言刺痛了这位自负满满的“十全老人”,他质问尹壮图:依汝所言,“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尹壮图否定了天下吏治,更将乾隆帝正陶醉其中的盛世美景描述为民不聊生,是何居心?乾隆迅速向尹壮图发起攻击,置尹壮图于“不义”:在尹壮图之意,不过是丁忧之后,欲图职事(丁忧期间,官员须辞官守制,期满之后,另由选任),而自揣学问才具,均属平庸,于是欲藉此奏,为幸进之途;同时,其所提密查各省之建议,不过欲假盘查之名,沿途吓诈,以谋私利。尹壮图实乃小人,此等居心,岂能逃朕洞鉴!他再一次旨令尹壮图:以上所言,究系“闻自何人传说,逐一指实覆奏!”
     
      第二天,刚刚否决了尹壮图密查各省仓库建议的乾隆改变了想法,他决定派户部侍郎庆成与尹壮图一同前往各省,盘查地方仓库亏空情况。谕旨中明示,此举是为了“以服其心”。乾隆煞费苦心地安排此行细节:侍郎成庆,途中依品享受驿站供应并支给官俸;而尹壮图,一切费用自理。乾隆还特别说明,此系尹壮图自请盘查,以私人身份出行,当然不得享受官府供给,至于他的坐马,为防止其拖延行程,可由官府调拨。具“大胸襟”而常怀“小心思”,这便是真实的乾隆帝。
     
      言事者自核其实
     
      “以服其心”的盘查,其结果在出发前已经了然。很快,在盘查的第一站大同府,尹壮图便开始向乾隆帝求罪告饶:大同府仓库整齐,无一毫短少,卑臣“业已倾心贴服”,之前陈奏皆为捕风捉影,恳请回京治罪。乾隆从容回复:往查是汝所请,今既派往,又欲回京,人臣受君命者,当如是乎?山西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汝心,应照汝摺内所指各省,遍历详查。“朕办理庶务,从不肯颟顸混过”——不肯马虎了事,果然如此。谕中乾隆愤愤直言: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尹壮图视朕为何主!他旨令盘查队伍继续由陆路往赴江南,不拘何府州县,任由其盘查。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盘查,并非尹壮图所提议的“密访”,而是公开进行的,每到一地之前,皆有500里快马通知被查衙门。乾隆批驳了尹壮图的密查建议,他说:“密查”一语,所见尤谬。京中派出大臣,原无法掩人耳目,若令改装易服,密往访查,国家更无此政体。且密授耳目之责于尹壮图,岂非督抚大臣皆不可信,而独尹壮图一二人为可信乎?万一此一二人亦为可疑,岂非辗转生疑,天下无可信之人乎?连皇上我也将不能自信,而又如何综理万机,扶驭天下?
     
      公开盘查继续进行。尹壮图虽内心委屈,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忙不迭地向皇上奏报、请罪,报告他所到之处,百姓俱极安帖,毫无兴叹情事,从前所奏,皆为虚妄。他在反复请罪的同时,连篇美誉圣上爱民勤政,盛赞天下祥和、歌舞升平之景象。而乾隆帝却仍然不依不饶,一再下谕追问:从前道路所闻,究竟得自何人传说,自必确有其人,“蹙额兴叹”之商、之民为谁?必“指实具奏二三人”。尹壮图显然不能提供信息源。到次年正月,一路盘查下来,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仓库,俱无亏短,尹壮图亲眼看到了国家山河大地一片繁荣,早已心服口服。
     
      这一场君臣较量可以收场了。乾隆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令人将尹壮图革职,押回京城,交刑部治罪。乾隆在谕旨中说:尹壮图逞臆妄言,事后又以记忆不清、无法实指为托词,希图逃脱罪责,实不可宽宥。不仅如此,乾隆又找到了尹壮图的另一条罪状,其云南老家年逾七十的老母未得奉养,身为人子,弃亲不顾,恋职忘亲,“尚得谓人类乎?”不忠不孝,等待尹壮图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乾隆命大学士九卿会同审讯,很快结果出来了:拟判斩立决。尹壮图俯首认罪。然而,乾隆在最后一刻表现了他的宽大与仁慈,他决定要原谅这位不知深浅的进言者。他说,尹壮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应按律治罪,但是,“朕孜孜求治,兢惕为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值遽加之重罪也。”臣工不义,为君尚仁,以尹壮图所言为规劝之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不失圣上孜孜求治之初衷,所以,乾隆决定免尹壮图之罪,为他安排了内阁侍读的位置,许以八年的“反省”时间,若八年之内再无过错,则重新启用。一面惩罚虚言者,另一面,乾隆传旨吏部,给予此次盘查中仓库充实的四省行政长官以奖励。
     
      经此一劫,尹壮图已无心政治和官场,他很快以侍奉老母为由辞官离开了京城,回到家乡云南蒙自,埋头于家乡教育,著书立说。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驾崩,嘉庆帝以尹壮图为“敢言之臣”为他平反,他被重新启用。
     
      扬抑之间:乾隆朝风闻言事之制度环境
     
      风闻言事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和保护监察官大胆行使职权。乾隆一朝,法律上始终承认和保护风闻言事者:“即或所奏不实,亦不加之谴责,盖以职业所在,若因言事得罪,非所以风励台谏。”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谕令各省督抚禁收土特产馈赠,违反者,“经风闻参劾,一律严加议处。”乾隆五年(1740年),有御史胡定奏劾工部的工程造作有弊,而工部官员以该御史未亲身查验为由加以反驳,乾隆回应:御史即不亲身查验,亦可风闻纠参。乾隆一朝多起大案,都由风闻而进入监察与司法程序,如浙江巡抚卢焯受贿营私案,原山西布政使蒋洲亏空库项、勒派属员代补案,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浙江平阳知县黄梅藉亏空名色勒借钱文案,都籍风闻入告而最终告破。
     
      一方面,对风闻言事者予以鼓励,另一方面,乾隆时期又对风闻言事过程中虚词捏造行为严加限制,防范这一制度被挟私利用以行报复之事:“科道条陈,言之当者,自可采择,其未当者,亦可训谕,若果怀挟私心,亦难逃朕心洞鉴。”“所奏者多,虽不能一一详记,必能摘取一二事,确切奏闻,以便交部严审究治。若含糊覆奏,则是虚言邀誉塞责,自取罪戾矣。”一般情况下,乾隆朝对待风闻劾章,均要求言事者或其他官员进一步确查虚实。风闻取誉,或挟私妄言,屡遭乾隆帝斥责。
     
      从以上内容可知,尹壮图的风闻言事及之后乾隆帝一再谕令其“实指”,乃至外省实地盘查,并未超出一般程序,于此而言,尹壮图案似乎并无特别,“言而不实”者最终自负其责,这在乾隆一朝也是合乎常态的结果。
     
      但是,分析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细读乾隆帝接二连三下发的长篇谕旨及其对待尹壮图的态度,又分明可以感受到此案的背后逻辑似乎并非如其表象这么简单。事实上,尹壮图是冤枉的,这一案件的整个过程中,乾隆以帝王之势尊咄咄逼人,坦诚进言的尹壮图无奈之下节节败退,这是君臣之间的一场不能明言的较量。归根结底,尹壮图一案事归“政治”,而非“法律”。尹壮图的错误,不在于他虚言不实,而恰在于他道出了实情、真相。
     
      乾隆晚年,曾经的盛世已渐行渐远,大清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民不聊生,官员贪腐成风,尹壮图所言句句是真,英明之主乾隆对此不会不知。但他不愿意承认,讳疾忌医,粉饰太平,是“千古完人”的乾隆帝晚年心态的重要特点,他穿上了自己编织的“皇帝的新衣”,而尹壮图,正是那个天真的小孩子,他点破了这个谎言,这是乾隆帝不能容忍的。细阅乾隆在这一事件中所发布的大量谕旨,会发现其中连篇累牍自我歌功颂德的文字,他一次次不厌其烦地长篇述及朝廷自奠基以来之深仁厚泽,指责尹壮图“岂伊自外生成,独非大清之民乎?”敲打尹壮图: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人民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之惠民实政,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尹壮图清夜扪心,何忍为此耶!
     
      乾隆帝不会承认尹壮图所言之事,他并且要一再宣示他辉煌的“文治武功”,他令尹壮图公开盘查,正是出于以上目的。事实上,大张旗鼓地公开盘查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各地仓库会如何“充盈”,精明的乾隆帝自然明了,但他正是要有意而为。好在尹壮图及时醒悟,不然,此命休矣。
     
      乾隆朝风闻言事的风险由此一例可见一斑。尽管有法律的保障及认可,但在实际中,风闻言事者的境遇每因时、因事而不同。风闻言事与挟私妄言如何区分?既允风闻,又如何要求确指、实证?虚言者既受处罚,“风闻”何以立足?这一些源于制度本身的难题,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外在因素的干预而变得更为复杂。在中国古代,监察权实际效能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意志,风闻言事这一本受争议的制度的现实处境同样如此,这是帝制政治的反复无常所决定的。清代,科道官群体本就少有作为,随着君权的日益扩充,监察权的空间被不断压缩。缄默无言,渐成监察官们普遍的生存法则,实为可叹。
    【作者简介】
    孙季萍,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点赞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