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大维度:全景式分析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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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在中国深入参与世界治理及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后,本文试图分析、界定、勾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景。从经济的人手,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理论的对接与契合,同时,从“共同体”、“新世界主义”、“中华法系方法论”、“文化”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内容、方法论及对待文化的态度。最后,为了进一步勾画及建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从“话语建构”、“世界主义伦理的构建”等方面进行建构方面的探讨,最后两章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运作范围及未来的具体表现与形式进行描绘,以大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文关键字】国际治理;中华法系;新世界主义;逆全球化;国际法;国际政治;国际伦理
    【全文】

      人类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安全、卫生、环境等方面尤为突出。笔者将以人类的一员为视角,抛开文化、国家等限制,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全景式的分析与建构。它是多学科的,本文试图用全面的视角,较透彻的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深入及长远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指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国际层面提出的。表达了中国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治理的一种态度,一种尝试,一种使命。[3]
     
      中共十九大规划了中国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中方愿同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4]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5]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宏观远景,包括中国在内,仍在探索之中。同时,中国提出了相应的构建方式,包括: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6]而构建的内容或维度主要包括: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7]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属性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8]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发展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辩证发展过程。[9]马克思、恩格斯将共同体描述为边界不断扩展变化、内涵不断丰富的人群集合体,经由“天然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冒充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发展过程。[10]目前已经经历了三次飞跃。[11]
     
      01、经济契机:经济实力的增强需要更深入的参与国际治理
     
      目前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占世界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国际话语权与自身规模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12]因此,中国有实力,有需求去改造国际治理体系。
     
      1.1 中国财富增长及世界财富的分布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到2016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33%降到2016年的24.7%,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美、欧、英、日)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由70%降至49.8%。预计到2019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GDP份额将达到60.3%,发达国家份额降到39.8%。[13]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使WTO核心决策机制发生明显变化,由过去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四方垄断的决策机制,发展成为美国、欧盟、中国、加拿大、日本、巴西、印度和奥大利亚为主体的八方决策机制。[14]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到2025年将呈现为迥然不同的场景。届时的国际体系将是一个全球性多极体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差距将继续缩小。尽管美国可能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其实力将步入下降轨道,其在国际体系内的影响力也受到掣肘。具体而言,到2040-2050年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所占全球GDP份额将与西方七国份额相当。[15]
     
      由些可以,中国财富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壮大的一个缩影,由此,世界财富的分布日趋均衡,经济的变革是必导致政治性的变革。[16]
     
      1.2世界金融体系的变革及中国
     
      如1.1所述,在过去几十年间,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然而在金融领域,国际金融秩序依旧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国际金融机构治理仍然由发达国家来控制)、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外围的格局。经济格局与金融权力之间形成明显的不相匹配。
     
      具体而言,由于金融体系的复杂性,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同时也是美国的货币,但是如果美国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承担稳定汇率义务的时候,问题便成了全球的问题。[17]而这个被称为“特里芬难题”的问题,至今无解。金本位已退出历史舞台,而引入超主权货币的倡议还响应寥寥。无论是做实特别提款权还是新设纸黄金,都是基于信用本位。[18]因此,必须摆托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多依赖,以免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中国倡议的亚洲投资银行应运而生,然而其目前依然以美元计价,[19]似乎是一种美中不足,或者是一种迂回策略。
     
      1.3 中国深入参与世界经济治理
     
      以WTO组织为例,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经历了被动参与到主动学习,目前,中国已经开始深入参与甚至引领世界经济治理。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机遇。“WTO巴厘岛部长会议、G20峰会、金砖国家首脑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等一系列国际会议,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向一了一个新的高度”。[20]巴厘会议后WTO总干事拉多维泽就指出:“中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成员……成为了我们所有工作的中心。中国在巴厘岛部长会议中直至了非常重要的领导性作用,也积极促进了巴厘一担子协定的签署”。[21]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不再是“接受或排斥”的绝对模式,而是可以根据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利益进行灵活的调整。
     
      2012年第七届东亚峰会,中国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成为经贸领域的新动向。[22]同时,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于2015年创立,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的广度和深度在飞速提升。
     
      中国积极参与和谋划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中国的大国责任和国际义务。
     
      1.4美国衰退论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新一轮的衰退论。一种认为美国的衰退是必然的,[23]同时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每个帝国都要经过从强盛到衰落的过程。如葡萄牙帝国(衰落只用了1年)、前苏联(衰落用了2年)、法兰西帝国(衰落用了8年)、土耳其帝国(衰落用了11年)、英帝国(衰落用了17年)等,并推测美国的衰落需要22年的时间,即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25年。[24]。
     
      而另一派的观点认为美国没有衰落,美国的独大的地位没有变,最多只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在崛起。[25]
     
      笔者认为美国的衰退或许是事实,至少美国政府及人民有一种衰退的危机感,同时随着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绝对优势正在尚失。
     
      1.5“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1.5.1 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西方国家的体系推动“全球化”:
     
      在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获得优势的时间,也主导了全球治理。然而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与西方国家经济的衰退,西方国家开始淡出全球治理的舞台。在过往中发展中国家强烈希望能参与到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的游戏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1.5.2 西方发达国家淡出全球体系造成“逆全球化”的发展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渐渐淡出全球治理的情况下,似乎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让发达国家回归全球治理舞台的力量,势必导致逆全球化的发生。
     
      例如目前WTO历经10几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美欧等合议发达国家绕过WTO付诸TPP和TTIP等区域和超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企图继续掌控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使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的挑战。[26]而同时,新的贸易协定(TPP和TTIP等)又得不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与参与,使得国际经济治理陷入了困境。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无法垄断WTO的决策权,从而不愿意为多边谈判提供动力,但是仍然始终占据领导权。[27]
     
      02、法律与制度语境:契合了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同五项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在现在国际法律的基础上,重构了基本的原则。
     
      2.1 国际法原则:
     
      已经有的基本原则包括:《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演变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等新兴国家破除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愿望和主张。[28]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有所补充和发展,[29]且已经在1958年得到了联合国的基本确认。[30]虽然在并着重强调了“主权平等”原则。
     
      2.2 倡导国际民主:
     
      同时,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31]因此,我们完全遵守现代国际法,并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2.3 倡导遵守国际法
     
      同时也强调了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诸实施”,在于“公平正义”,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并应该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32]
     
      在基本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制订、修改、废除不合的国际制度。
     
      03、共同体维度:中国、西方(欧美)、伊斯兰的路径对比
     
      3.1 西方(欧美)“共同体”的路径:
     
      “共同体”是一个微妙的概念,从古至今,都有他的身影,从家族和部落,再到乡村和城市,再到国家和联邦,再到“欧盟”为代表的区域超国家实体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超国家实体。可见,共同体包含的内容很广,而在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共同体”从古到今的演变,并尝试为共同体下一下总体的概念。
     
      3.1.1 何以成为共同体
     
      针对共同体的概念,历来有众多思想家及学者有过探讨和论述,共同体(Community)意指由某种共同的纽带联结赶来的生活有机体。那么这个纽带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是“共同的善”[33]。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认为是“法的一致和利益”[34]。还有人认为是“文化的一定程度的承诺”[35]。卢梭认为是“契约”[36]而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是“集体的利益,特别是长远的集体利益”[37]。Gerard Delanty认为“共同体是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38][39]而滕尼斯认为是“相同身份、特质、本能、职业、地域、习惯和记忆”[40]。
     
      3.1.2共同体的类型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公元1855年7月26日-公元1936年4月11日)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41]如血缘共同体(家庭、氏族)、地缘共同体(部落、城邦)、精神共同体等最典型的共同体形式。而其中“精神共同体”是其最近推崇的。[42]而鲍曼(Zygmunt Bauman)[43]及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也持有近似的观点。[44]由此可见,共同体的各类繁多,包括家庭、氏族、部落、城邦、国家以及团体、组织,同时包括国家的共同体。
     
      3.1.3 共同体的治理
     
      在共同体的治理方面,西方(欧美)给出的方案是自由、平等、民主以及天赋人权。
     
      以上对共同体的定义,整体上来看,经历了对现实的阐述和描述,到对现实的创造性改造,至到对未来的美好构想。然而对每个环节的举措却缺乏对共同体成员来看,从家庭、部落到城邦国家,再到全球的国家,再到全人类,这是一种进步。
     
      3.2 中国的共同体路径:“修身”、“天下”以及“仁政”
     
      中国的共同体路径一般有三步,首先是“修身”是针对个人的,而后是达到“天下”,并“家国同构”,最后是实施“仁政”。
     
      3.2.1 修身:共同体路径的第一步
     
      老子有关于“身、家、乡、邦、天下”的五层次说,同时阐述了“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竺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帮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45]五层次是以人的修身的境界来划分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46]以修身为第一步然而渐进式达到治理国家、治理天下的境界,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一直依赖农业生活, 因此气候、雨泽、土壤等构成了无法以人力来安排的具体环境。在这种情形下, 中国人形成了对自然的信任与忍耐, 没有战胜与克服的心态。天人感应、物我一体、顺与和等农耕文化的特点显露无贵遗。由此造成中国人安分而守己,最终以和平的原则上出现在世界面前。[47]
     
      3.2.2 治国:家国同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是建构国家和天下制度的模板,以获得更强有力的凝聚力。”国就被解释为只不过是比家更大的家,天下则是最大的家,所谓四海一家。“[48]中国文化信守政治不能和道德脱离,要接受道德的指导,才能提升和完善,中国政治应该回归一道政治,建立以儒家的”天、地、人“三重合法必为基础的儒家政治体制”。[49]
     
      3.2.3 仁政
     
      自从孟子系统提出仁政的社会理想, 仁政提倡的是恒产恒心论,广大民之所希望的也是仁道的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目的是为了世界和平事业的顺利展开, 为的是增进全体人类的福祉, 为的是推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这一创举与中国的仁政思想相契合。[50]只有仁政的治理才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压迫、欺凌、动乱、恐怖、贫穷、污染、腐败等等, 都是与仁政王道相悖的。
     
      3.3 伊斯兰文明共同体路径
     
      伊斯兰文明世界大都致力于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伊斯兰教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伊斯兰文明下共同体路径如下:
     
      3.3.1 崇尚平等、和平、正义和公正
     
      绝大多数伊斯兰教派认为全世界穆斯林皆为兄弟,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彼此视同手足,不分贵贱,地位平等。这种平等还延伸到非伊斯兰教徒(异教徒“卡非尔”[51]),并能与之和平共处。[52]同时,穆斯林应尽到和解纷争,谋世界和平的义务,和平是伊斯兰的基本教义。[53]同时,伊斯兰教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个社会成员从物资到精神都得到保障,最终实现个体宗教意义上的自由。[54]
     
      3.3.2 主权理论:真主主权至上
     
      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明确了真主权力的至高无上,“真主主权”具有绝对至高无上、唯一性且不可分割和转移、超越时空限制、无限强大和无所不能等特征。[55]并通过代行主权及政治协商原则,来实现治理。[56]因此,伊斯兰的法律不承认世俗人类的立法权,世人能做的只有理解和“诠释”神启的法律,而基督教对世俗人类的立法权的承认与让步。[57]
     
      3.3.3 共同体需建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之上:政教合一
     
      建立伊斯兰共同体以统一伊斯兰教徒甚至是全人类,如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家马路丁?阿富汗尼(Jamal-ul Afghani)政治方案的核心是使“乌玛(伊斯兰共同体)再次变得强大”,并“最终实现伊斯兰国家的统一”。[58]同时,也强调借鉴西方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重要性。穆斯林兄弟会的缔造者哈桑班纳(Hussan Banna)也坚持认为,“伊斯兰是信仰和崇拜,是祖国和民族。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祖国是一个国家。”[59]正如伊朗宪法的规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所有政策将基于联合、统一伊斯兰国家的基础之上。而且,它将一直竭尽全力,直至伊斯兰世界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而部分伊斯兰宗教领袖如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Mussavi Khomeini))的目标是将全世界纳入伊斯兰共同体。
     
      3.3.4 伊斯兰国际秩序观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兴趣,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伊斯兰各民族像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一样选择了民族国家作为其政治共同体,但这无疑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因为它们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始终难以摆脱传统乌玛观念的困扰。[60]张燕军认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推动伊斯兰国家成为国际社会上的一极,构成了现代伊斯兰国际秩序的目标。[61]由此伊斯兰的共同体方案也是我们现代国际治理必须考虑及协调的一个方面。
     
      3.4 中西共同体路径的比较
     
      蒋庆认为:“中国文化中,政治的最高目的就是道德,我们说天下大同,说天下,说王道,这些都是争执中体现了实质性的道德内容。”[62]而近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就与道德逐渐相脱离,使得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蒋庆主张用中国文化的一道理想去转化西方文化的霸道本性,成全和提升西方文化。[63]
     
      针对民主制度,倡导“个性”的西方理论,在通过基于“个性”的近乎于无原则的表达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构建国家或共同体权利后,再去抑制被鼓动的“个性”的循环,笔者认为是一个悖论。
     
      而中国的共同体理论是分层的,共存的,“身、家、乡、邦、天下”的五层次说,层层相扣,由小及大,由点及面,修身是对个体的一种修炼,对个性的一种合理的有原则的控制,再通过对家、乡、邦等的实践,最终走向对天下治理或国际秩序的正面促进。
     
      中国的共同体路径可以较为有效的平衡个性与通过民主建立的权力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共同体理论涵盖了“民主”的基本思想,并通过“修身”的基本路径,实现在对个性的控制,以及对家、国、天下治理的一种合理化的要求,因此,中国的共同体理论优于西方的共同理论。
     
      04、基本政治立场:中国派的新世界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立场是“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经济共同体”,亦不是“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人类共同发展的和平共处的共同体,相互尊重的共同体。与“美国优先”的策略形成鲜明的对比。施瓦布说:“我们首先应建立新的合作模式。而这样的合作,必须排除狭隘的利益观,必须建立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础之上。”[64]分化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共同担当、协调合作。面对西方的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65]“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基础,构建相关的理论,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必定优秀,但却是一次必然的,值得期待的尝试。
     
      4.1 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
     
      4.1.1 “世界主义”的界定
     
      在讨论“新世界主义”之前,我们先界定“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是在全球范围认为人类是一个种群意义上的整体,是一种原子式的构成,其中的个体皆为世界公民。
     
      “世界主义”是先于民族国家而存在的,并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古希腊,哲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世界”而不仅仅是某个城邦。[66]而在古代中国,哲人已经在思考“天下”,人立足于“天地之间”,以及“天人合一”等的问题。
     
      然而在现代国际实践中,“世界主义”却被文明中心论及霸权主义等利用,使得“世界主义”打上了深深的“民族”或“霸权”的烙印。中国目前的外交实践及国际治理方案的目标不是重建往昔的“中华帝国”,也不是在霸权轮替的角逐中跻身新的“霸主”之列,而是在根本上改变霸权结构本身,最终促进人类起身公正与和平的“后霸权世界秩序”。[67]而这个体系就是中国新世界主义。[68]
     
      在本文中,笔者认为及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中国派的“新世界主义”的基础之上。
     
      4.1.2 “中国派的新世界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区别
     
      中国派的“新世界主义”正在建构之中,但基本的轮廓已经成形。中国派的新世界主义,首先,在价值立场上,新世界主义秉持人类和平、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的理想。寻求根本改变国际政治的霸权结构。[69]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形成显明的对比。在认识论层面,主张一种“关系性的文化观念”,[70]与“世界主义”追求“公平、正义、平等”等绝对的善的路径非常不同;在规范意义上,主张作为世界秩序之规范性基础的普遍原则即不是先验给定的,也不是由某种强势文明单独界定的,而是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中建构的。[71]也就是说中国派的“新世界主义”,不是向全世界单独的输出文明、价值、理论,而是我们全人类共同建构的。与世界主义单纯的输出价值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新世界主义而提出的,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遥相呼应。是对主导美国政治的“新保守主义”理论,以及主导美国学界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重大改进。[72]“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处于困惑和选择中的国际秩序发展道路提供一个指向,同时警惕和防止国际政治在错误思潮引导下偏离发展的正道。[73]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4.1.3中国新世界主义(天下体系)遭受的置疑
     
      针对世界治理的问题,中国学者很容易想到中国的“天下”二字,以一种历史文化的优越感,试图将“天下”在现代世界理论化。众多学者就“天下秩序的未来性”进行了系统的全球化的、多学科的论述。[74]同时也意识到了“天下”二字的负面效应。赵汀阳指出:“新天下体系要解决的是当今世界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是古代天下体系的翻版,……也决不是统治世界的一种新体系,而是世界的”无外“(inclusive)监护体系,它试图监护世界以共在方式作为存在方式,放弃自现代以来的排他(exclusive)存在方式,从而避免人类命运的彻底失败。”[75]
     
      而针对未来的“天下”,有人[76]提出未来是谁的天下的质疑,赵汀阳指出:“未来世界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霸权体系,而是国家霸权体系的终结,…新天下体系更可能是建立在全球系统之上的统一监护和监管权力,特别是对全球统一的金融系统、全球共有的互联网和全球共享的技术系统的世界整体监护—监管权力。”[77]另外“以国家为单位的权力正在失去实权,而另一种正在兴起的新型权力,即系统化权力,正在以全球系统化的方式逐步支配和控制多个国家的权力,系统化权力非常可能在未来拥有世界政治的实权,而国家只是拥有权力的代理权。”[78]
     
      4.2 世界大国的国际治理实践及潜力
     
      4.2.1 美国的失控: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及美国优先
     
      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准许出兵海地。
     
      1998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在法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发动“沙漠之狐”行动轰炸伊拉克。
     
      自从2001年911事件起,布什政府及美国人民开始着重保护他们自己。对抗新的威胁对手的时候,毫不迟疑的使用美国的武力。[79]
     
      从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在总体战略态势上呈现出“回缩”特性,愈加关注自身国内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责任分担”、“从背后领导”等为美国“甩包袱”。[80]
     
      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优先”就成为美国的施政总纲。[81]而“美国优先”理念体现出特朗普对全球化和“全球主义”式美国外交的反感。[82]同时特朗普政府决定美国退出《巴黎协定》,[83]并公开赞扬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84]在政策操作上追求实用主义等特点,在规则、国际秩序等话题上明显降调。[85]        世界治理需要智慧,而美国却用智慧挑战国际法,同时,其推行的自以为是的普遍主义,是对其他国家的漠视。同时,美国频频使用贸易战、金融战,试图通过制度的优势来向全世界获得利益,这种目光短浅的方式,显示了美国经济衰落情况下的挣扎以及对待全球治理的自私与不公平,严重缺乏大国应有的气度。
     
      美国用智慧玩弄制度,破坏人类的和平,以通过制度来降低贸易逆差的方法,使得世界不得不将其渐渐推下老大的地位,世界需要大国,但显然,美国不是。
     
      4.2.2 俄罗斯:外交执行能力薄弱,缺乏推动实施的能力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珍视和努力再塑自己的大国地位。苏共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曾经提出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体现出俄罗斯对全球问题的关注。[86]
     
      在实践中,俄罗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独立提出全球治理的各项主张,并认可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以求树立和维护大国形象。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家有着历史悠久的合作关系,这些被俄罗斯视为开展和扩大国际合作的富贵资本。[87]同时面临现实国力的严重制约,且其外交执行能力薄弱,缺乏推动实施的能力,这将是俄罗斯全球治理战略的一个长期性特点。[88]
     
      4.2.3 欧盟的降级
     
      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制度都诞生于欧洲,如国家的制度,民主的制度、人权的制度,联合国的制度(国际联盟)以及欧盟(这一超国家体系的尝试),然而目前世界运行的效果,却使得欧洲本身开始反思自己提出的方案的局限性。因此,欧洲在世界治理的领域开始放缓了脚步,并将目光投向了其他的文明体系。
     
      4.2.4 印度:国际社会持观望的态度
     
      印度从经济和政治上讲,由于印度连接着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拥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但也阻碍着印度迈入主要大车行列的步伐。
     
      印度的全球治理角色面临诸多挑战,印度深受国内危机的困扰,采取更加关注国内事务的宏观政策。[89]在外部,由于常常采取应激反应式的对外政策,导致印度被普遍认为缺乏一种世界大车的外交观念,缺少在全球层次上实现利益、改变局势和左右他国行为的强制力量。[90]但全球治理体系的某些不公正性,造成了印度对全球治理和全球制度的质疑。[91]因此,在某些方面印度也是有改革的冲动和方案的。对于印度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国际社会持观望的态度,因为无法确定印度的发展究竟会朝哪个方向演进。[92]
     
      4.2.5 日本:对失去全球事务影响力的深刻忧虑
     
      在战后的国际秩序中,有战败国身份的日本希望在国际治理中发挥影响力,在实际20世界80年代的经济奇迹的前提下,将日本在经济贸易、和平发展、科技文化、环保救灾等各治理领域的资金或技术优势,转化为在国际融和中的领导地位,成为日本内部的重要共识。
     
      然而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的冲击,日本寻求建立美、欧、日“三级”秩序的信心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失去全球事务影响力的深刻忧虑。[93]同时,由于中国崛起对日本的消极影响,日本在追求改变战后秩序成为“正常国家”的同时,日本又选择捍卫西方国家主导的制度体系和合法性,以消解中国崛起的压力,维护大国地位。
     
      4.2.6沙特:其世界治理的能力尚在探索与提升之中
     
      作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先行者,沙特主动并积极参与世界治理,试图融入世界体系,是参加G20的唯一一个代表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并表达了对发展中国家集体利益的关切和维护。[94]
     
      然而面对国内的保守势力及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压力,沙特目前正面临发展转型中的瓶颈,如果改变其在全球事务中现有的角色和地位,如何更好的代表阿拉伯世界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沙特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然而,沙特至今事实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连贯的全球治理观,其世界治理的能力尚在探索与提升之中。[95]
     
      4.2.7 印尼的全球治理观
     
      作为伊斯兰大国与东盟的领头羊,从苏西洛到佐科,印尼政府一直积极投射于全球治理的事业,谋求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然而印尼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作用于国际机构政策及实践的能力。在进行全球治理的过程上,印尼的相关政策及实践并没有尽到应有的国际责任,一味地注重本国利益与国家主权的维护。[96]
     
      4.2.8 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分析
     
      “联合国”是目前国际领域影响力最广泛,模式最成功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共识的达成,但联合国基于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先天性的设计问题,使得联合国在处理许多棘手的问题时,很难将个体与联合国事务直接联系起来,而必须经过主权国家,特别是常任理事的利益平衡,使得联合国制度,特别是安理会制度容易失去本来的效果。同时,欧美等国作为联合国的设计者,甚至是主导者,经常挑战联合国的国际法权威,试图在联合国框架外寻找国际法合法性的资源,如美国获得了欧盟(欧洲)的支持,同时设计相关的理论,以颠覆原有国际法制度的本来含义,在单边主义,霸权主权下,使得联合国失效,武力的使用走出了自卫的范畴,直接导致了局部的战争。
     
      05、为中华法系正名:在世界治理领域的现实意义
     
      法系是对世界各国法律作出的一种总体划分,其划分标准应以形式特点[97]为主,以意识形态[98]和传统[99]为辅。日本学者将世界法律制度分为“印度法族、中国法族、回回法族、英国法族、罗马法族”等五大法族。[100]
     
      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以说明规定的技术、将规定分类的方法、解释规定所用的推理方式等内容为标准,将当代世界分为三大主要法系,包括罗马日耳曼法系(即大陆法系),普通法系(即英美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101],另外还有一个补充的法系[102]。[103]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对中华法系的一种不了解导致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划分是以法律形式,法系内容、法律解释,法律运行的角度来划分的,非常全面,然而学者对于“中华法系”的定义上却停留在法系形式和法律内容的部分,对法律解释和法律运行的方式视而不见。这样的描述并不能达到当今世界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描述与研究的水平,我们对中华法系的研究态度尚处于批判为主,未能真正领会“中华法系”的方法论,下面笔者将试图重新定义中华法系,为中华法系正名。
     
      5.1 中华法系怎能被否定:评价标准反思
     
      而针对“中华法系”,学界主要有两种学说,一类是以沈宗灵先生为代表的,认为中华法系一般是指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王朝的法律以及毗邻国家依照这种法律而制定的法律的总称。[104]另一类是以陈顾远先先为代表的,认为中华法律是融合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在不断变化、继承、延续中的一种动态的体系。[105]目前在学术界对中华法系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如张晋藩认为中国的法律文化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因此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106]对于一个法系体系应该运用怎样的评价标准呢?
     
      5.1.1 法系体系与对应社会的关系:
     
      对一个法律体系的评价应该关注法律与其对应的世界的相互作用。而目前对中国法律的态度主要是从中华法律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做出的。因此,结论都否定了中华法系,并冠之以“封闭性”和“保守性”。如果我们将“中华法律”的评价标准确定为“中华法系”与其对应的“社会关系”,便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出“中华法系”较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卓越与高深之处。
     
      5.1.2 法律的样式及内容
     
      中国近代以前的法律有成文法,同时也有判例法。其法律内容,当前学者已经有充分的研究。主要是礼法合一,民刑不分。
     
      5.1.3 法律的解释和运行
     
      笔者认为,当前学者忽略的是在“中华法系”背景下的法律的解释和运行,从汉代的春秋决狱起,“中华法系”便跳出了对法律文本的精细化的一元追求中,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可以有效实施法律的社会资源,如“礼”、“刑”、“儒家学说”,“中华法系”在社会治理领域善于运用各类社会规范资源,并关注“家族”、“家庭”等的社会单位,使得法律的运行变成了一项系统的工程,并通过追求法律文本的“天人合一”,使得法律成为“良法”。
     
      5.2 中华法系在近代的遭遇
     
      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出来,并不是自然发展的,而是通过一种革命式的方式,强行机械式的让封建社会倒塌。随后,就根植于社会生活的中华法系,也被以一种反传统的革命势力所打击。认为中华法系是一层不变的,是保守的,是封闭的。这是一种误读。我们尚没有看到中华法系与现代社会的结合,就武断地将中华法系否定到近乎于一无是处,是非常不妥的。而后,中国被迫引入了大陆法系,这种法律体系容易移植,但在中国的民族文化基因中,中华法系的方法论似乎一直得以保留。
     
      5.3 中华法系的发展性
     
      无疑,中华法系是发展变化的,是中华各民族整体的结晶。
     
      早在夏立国以前,华夏族的法系文化就吸收了苗人创造的“刑”而发展起来。所谓灭其族而用其刑。春秋战国时期,西北诸戎的“法”与中原民族的“礼”(等级制度)已经开始由对立走向融合。且儒家君主至上与法家所主张的“极端君权主义”是完全合拍的,因此礼法结合有其历史的必然性。[107]
     
      汉初确认了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并延用下去,正是看中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驭民方面所起的效用尤为突出。[108]而后作为等级制度的礼开始扩展到血缘亲疏的“五服”制度。同时,儒家作为统治思想也开始吸纳百家的学说,部分吸收了道家“宇宙是自然的存在而自然与人是合一的观点”,同时儒家思想主张的内省主静与佛教重“心识”,讲求性悟功夫具有共同性,因而使得儒家传统中宗教性的一面得到了深化。[109]同时儒学与道、释等的内涵皆劝人为善,也使得儒、道、释学说内涵相互整合,提高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兼容性。因此,中华法系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丰富自己。
     
      5.4 中华法系的特点:以法律运行为视角的重构
     
      5.4.1 礼和法的相互渗透
     
      礼以“别”为本,以差等著称;法以“齐”为本,以公平闻世。礼与法都以维护等级特权秩序为目的。[110]因此,笔者认为从当今世界的角度看,中华法系项下的“法”与其他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资源交互作用,更有效的实现社会秩序。
     
      5.4.2 推崇宗法制度:家国同构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儒家学说对君权和父权的统一性论证,竭力把父权引入行政领域,声称君权是全国父权的统一性,借以加强君权。[111]家庭本位的伦理法是融法律、政治、伦理、哲学为一体的,它既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构成因素,也是最足以反映中华法系特征的部分。[112]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国家凝聚力的塑造,从关注家庭这种社会基本单位,一方面可以使家庭安定团结,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君权和父权的统一性认证增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以更有效的实现社会秩序。
     
      5.4.3 天人合一的观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着重点在于自然秩序与社会人事之间的紧密联系,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施政和社会的秩序。[113]笔者认为“天人合一”作为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可以使法律文本达至良法的境界,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法律的权威及合法性。
     
      5.4.4 人的行为
     
      在儒家的体系的,人的行为应该奉行中庸之道。人们对待社会矛盾的态度,则应“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14]“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115]”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多重规范,提升人的素质以及社会的和谐。
     
      5.5 中华法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法律实践的结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它在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上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尤其表现在支配法律实践活动价值基础上的多元格局、法律规范内部的多层结构和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互依互补的实施渠道。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中华法系的多元性格局及方法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6 中华法系在当代世界的意义:是国际治理的法律文化历史资源
     
      如果单从的条文来看,“中华法系”现在的材料已经与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有较大的差距,但在国际治理的领域,“中华法系”的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说大陆法系这种以条文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与英美法律这种以判例为核心的方法论,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与中华法系系统的方法论相差甚远。
     
      中华法系是融合法律、政治、伦理、哲学为一体的综合体,在现代社会,我们如果可以构筑集法律、政治、伦理、哲学为一体的法系文化,在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将得到更好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在国际法领域,那种以国际条约、国际法原则、国际习惯为核心的规范制度在国际社会很难有效实施,如果我们在国际社会构筑集法系、政治、伦理、哲学为一体的国际法律文化,那么国际治理将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06、多元文化维度:文化的变迁、更替、壮大与消亡
     
      众多民族都有过辉煌,如中国(中华文明)、印度(印度文明)、埃及(埃及文明)及伊拉克(巴比伦王国)、希腊(古希腊)、意大利(罗马帝国),蒙古国(蒙古帝国),伊朗(波斯帝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奥匈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美国、苏联、日本。因此我们需面对文化的多元性。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一切的能力与习惯”。[116]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117]梁漱溟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118]
     
      讨论什么是文化,核心的关注点就是所谓的“文化的冲突”,或称之为“文明的冲突”。
     
      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Oberg)于1958年首次提出“文明的冲突”,随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其核心的观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形态为主,世界各国分歧的主要根源在于文化与文明。全球冲突主要集中在跨境国家、宗教信仰,分属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文化冲突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战场;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119]当然,不同或是多元化并不能称之为问题。有学者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根源是文化霸权主义[120],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偏见,要求排除异己以达到认同目的”。[121]
     
      然而文化的冲突并不等于种族的冲突,例如在美国曾经发生对当地印弟安人的大屠杀,在德国曾经发生对当地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印度尼西亚曾发生对当地华人的种族屠杀,以及发生于非洲的卢旺达大屠杀。笔者认为文化的冲突不等同与种族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可能会是种族冲突的原因之一,并并不必然导致种族的冲突。
     
      6.1 文明的冲突与调和:
     
      文明的冲突有很多案例,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为代表的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笔者认为是真正的文化的冲突。他们各自的信仰均认为耶路撒冷是圣城,均对耶路撒冷进行领土主张,于是产生了目前国际法背景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解决与消解文化冲突方面,赫尔德认为:“各种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社会的认同,正是人类感觉自身存在于世界中的基础之一。……每种认同都必须承认另一种认同的合法存在并与之共处;并且,每一种认同都必须放弃对于正义、善、普世性或空间的独占性要求。”[122]
     
      而中国的学者也给出了方案,梁启超指出,“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办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从各个‘自己’代合而成。想社会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那么所谓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种种矛盾,都可以调和过来了。”[123]梁启超的通往“世界主义”的策略以“新民”为基础,强调提高人的素质。才能真正达到理想的社会。[124]
     
      文化的调和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新加坡的独立”。当时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担心华人会主宰马来西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他认为,解决两个族群(华族和马来族)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独立出去,以保证马来族的统治。于是,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改宪法,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文明的冲突”导致了种族的冲突,于是一个种族所在的区域的独立,使得两个种族的关系缓和,可以说是用符合现代国际法的方式解决“文明的冲突”的典型案例。
     
      6.2 文化的共存与竞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125]文化的共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在中国法学领域,1900年开始移植了大陆法系的理论和学说,然而中华法系的内容尚有10%。[126]因此,文化的共存是常态,即使有竞争,也只是此消彼长的一种互动。
     
      6.3 文化的消亡和保护
     
      100年前,中国的革命家纷纷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梁启超、章太炎开创了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路,一时为人们崇仰与追随。在经历了抗日、解放战争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我们认为西方的文化终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优秀元素理由得以发扬光大。文化的消亡是与种族、语言密切联系的。种族的消亡在很大程度上会对该种族的文化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世界治理的语境下,面对多元文明,文明的冲突、共存、竞争和消亡等也是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
     
      07、全球话语建构:基本路径
     
      7.1国际治理危机及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及优越性:
     
      各民族、各国家、各区域成为一个“共同体”或是“统一”是古往今来的理想。
     
      7.1.1国际治理危机:而目前流行的共同体诸如一个国家(英国)、一个联邦(美国),再到一个地区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再到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再到一个超国家组织(欧盟),基本由西方世界主导进进行了连续的制度设计,然而确出现在众多致命的问题,联合国的机制有效性较差,长期沦为美国及欧洲的工具,而欧盟随着2004年欧盟宪法被法国否决,及2014年英国的退出,以及法国内容民粹主义的兴起,危机重重,而TPP这一超国家的机制设计,也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近否于流产。面对西方的世界治理模式的危机,面对全球化大背景下权力真空现象,面对超国家实体,这一建立在西方“国家制度”基础上国际治理方案开始没落。因此世界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7.1.2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及优越性
     
      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长达3000多年的繁荣与昌盛,经历了周朝,秦朝,隋唐,宋朝,明朝以及清朝,一直处于强盛的境地,在经历了约100年的落后之后,又再次重返舞台,中国及中国文化以繁荣稳定的印象,让世界看到了希望。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这一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中国丰厚的文化资源势必将为世界治理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
     
      7.2 中国领导人在各层次的会议上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国际社会对中国领导人的关注是最高的,特别是涉及中国国内事务、国际事务的一些重大观点和举措,很难有其他声音超越国家领导人的声音。[127]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均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首次向世界立秋命运共同体,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28]
     
      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题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感慨我该问题共赢新征程》的演讲。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发展方向,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无数的刚刚那个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怸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29]
     
      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整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有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130]
     
      7.3 中国创造性的运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措辞
     
      7.3.1“人类命运(Shared Future)”的运用
     
      人类命运(Shared Future)创造性的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是一项创造性的表达。不同于联合国(United Nations),联合国是国家的联合。不同于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niation),是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共同体。不同于欧盟(EuropeanUnion),欧盟是西方世界构成人类联合体的极限。没有敌意,不像北约(North AtlanticTreaty Organization)。没有恶意,不像号称经济北约的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没有傲慢与偏见,如G7(Group 7)。他没有歧视,如G20(Group 20)。“人类命运”势必被赋予全新的认识。
     
      7.3.2 “共同体(Community)”措辞的运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使用了“共同体(Community)”一词,也非常巧妙,共同体区别于一个国家(state),如日本、英国。共同体区别是一个联邦United States,如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共同体区别于组织(Orgnization)(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他区别于一个联盟(Union),如欧盟(European Union),他更有区别一个帝国(Empire),如大英帝国(Empire of UK)。目前在国际层面,用共同体“Community”的场合有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欧洲共同体“EuropeanCommunity”,“Community”是一个相关中立的,政治色彩较淡的措辞。
     
      7.3.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运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版本是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Mankind,这是十九大报告英文版中的新译法,之前的英文版本是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Mankind.这一创造性的表达体现了“费尔克拉夫”提出的话语建构的创造性方式。通过运用已有社会认识以外的新话语来对社会关系、知识、价值观等进行再生产,从而形成新的认知。[131]
     
      7.4 中国牵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于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与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政党齐聚高层对话会,共商共议、平等交流,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责任。[132]
     
      7.5 “中国方案”彰显的博大的中国智慧:破与立
     
      在国际社会,中国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中国的繁荣,提出的“一国两制”、“一中各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的创造性方案,者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
     
      7.5.1 搁置争议的思路:1978年,邓小平也表示,可以把我们这代人没能解决的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这些表态都是出于搁置各种争议、优先建立友好关系的考量。
     
      7.5.2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
     
      7.5.3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将共识的观念发展到极致。
     
      7.5.4 一国两制的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创造了在主权统一的前提下,高度自治的“行政特区”的概念。
     
      归根到底,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能力,以中国智慧拿出中国方案,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有利于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的方向发展,由此构建起更加合理、公正、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
     
      7.6 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中国宪法规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是对马克思指头的资本主义“相互掠夺”的旧理念的颠覆;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是对马克思反对的“暴力交往”的克服;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是对马克思指头的“相互奴役”状态的超越;和而不同、歉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是对马克思所指头的资本主义导致交往异化到语言失效,人的本性丧失的现实有力回击和适合人的本性的交往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中国文化将更容易被西方世界及国际社会接纳并理解。
     
      7.7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4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中国牵头“一带一路”的建设,没有争端解决机制的并为亚投行创造性的建议了协商性的争端解决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由中国首倡、多方参与的国际金融机构从无到有,以实际行动赢得国际社会认可,成为中国“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生动体现。
     
      08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模型:世界主义伦理的驱动力
     
      英国政治理论家米勒(David Miller)认为,国家是一种伦理共同体,人们对本国人所负有的责任不仅不同于人们对一般人所负有的责任,而且在广度上也远比后者广泛。在特定领土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人们在权要求与政治相关的自决权。[133]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当是一种“伦理共同体”,而不只是一种“道德”。道德强调每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而伦理在更广义的层面同时也包括如何界定自我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界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而世界主义的伦理建构的逻辑原点就是做为世界公民的个人,笔者认为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可以避免“联合国”从一开如以“主权国家”为逻辑原点而造成的先天不足。而这种不足直接导致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正面对抗,使得世界主义伦理在当代世界需要进行重构。同时需要建立一定的世界主义实体,以强化世界主义的伦理观。
     
      8.1 世界主义伦理观:个体性的维度
     
      人类的意识可能不是从个体性开始的,但在现代的世界,个体性是首要的观念。基于个体性而有集体性(民族性或国家性)。在一个以主权国家的世界里,个体性与民族性或国家性良性的互动,构成了民族的身份认同与国家的身份认同。
     
      8.2 世界主义伦理观:集体性的维度
     
      在现代的世界,在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集体性一般指向民族和国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集体性应该唯一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必须排除诸如国家、民族之类强势共同体的干扰。
     
      人们通过民主等的制度,形成国家的权利,以反过来为个体提供公共利益。然而,随着世界主义的兴起,我们发现针对国家机器这样一种从暴力到权力转换过的庞大体系成为我们构建世界主义最大的障碍。也就是说,我们的构建困境是无法构建另一个更高级别的暴力机器以有效的管理或监管国家机器。于是民族主权或国家成为了世界主义建构的巨大障碍,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像联合国这样一种机构的未来发展走向。联合国的权力来源于民族国家,而又要去监管民族国家,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结体系。于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序上淡化国家的角色,消解国家的权力,将横亘在个体与世界之间的障碍进行清除,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与“个人”进行联结,以实现世界主义的伦理。
     
      8.3 世界主义伦理观:集体性与个体性的动态平衡
     
      集体性与个体性的动态平衡主要是因为所处的场合而变化的。针对于特定的场合,一个个体会将集体性与个体性进行动态地平衡。而面对个体的平衡,我们又必须考虑“善”、“价值”及“普遍主义”的问题。“善”不是真理,是关系性的,相对性的一种价值。
     
      根据社群主义,道德对话只能发生在具有共同价值的共同体内部,这种类型的共同体必然是特殊的,因为它们拥有自己的成员和记忆,成员们不仅拥有自己的记忆,还拥有他们共同生活的记忆。相比较而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只有成员而没有记忆(或是足够的记忆),因此人类没有对文化、习惯性实践、熟悉的生活方式、节日以及对于社会善的共同理解。[134]这种观点可能有所扩大,但是一种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因此,所谓的“普遍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当代政治世界主义普遍性逻辑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将“全球性”的这一条件等同于真实地存在一种“全球性政治的普遍共识”,[135]我们必须正视个体生理、文化、民族等的差异性。在个体的动态地平衡中增加世界主义的驱动力,建构一种路径,而不仅仅是提出一种要求。只有正视民族及国家利益的特殊性,才会使得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方案没有打上特殊主义、民族主义的烙印。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的意识到世界主义下的国际问题并不是涵盖所有的,而仅仅是针对涉及人类命运的有限事项,这与国家机构、国际组织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一致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国际国内治理机制将渐渐消解及淡化,而世界主义关注的领域仅仅是如环境、疾病、战争等,详细内容见下文。
     
      09、“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界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36]在以上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及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当前世界,一个人与家庭、国家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均围绕着家庭,而国家给予一个人安全、医疗、教育、卫生等的生活条件。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下面,笔者将做出一切初步的分析:
     
      9.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观念或理念
     
      观念是存在于人及人类内心中的一个共同的记忆,以指导我们的日常经济、政治、文化的生活。
     
      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出现了许多的观念,最初的观念可能就是“我”,从此人类有了自觉,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有了自己的视角。
     
      而后,我们出现了“人权”、“权利”和“义务”,完成了人类对自由的认识,而后出现的公平、正义、平等等的观念,都是为了使人类的生活过得更好。而后出现的“民主”、“国家”、“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都是在国家层面的一种观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对“全人类共同利益”[137]的一种深化,将是一种全新的观念。
     
      9.2“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法原则
     
      现有的国际法原则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38]“不谋求霸权原则”[139],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会是或将会是一项新的国际法原则。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当代的历史主流,另一方面,他已经或将在国际条约和国际文件中得以体现,并已经或将要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确认。
     
      9.3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国际文件或条约
     
      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存在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稿中,区域的条约中以及世界各国学者的论文中,那么待“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将会以更为明确的形成存在,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宣言”,或“人类命运共同体宪章”等。
     
      9.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是一个或一系列国际组织
     
      不可避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一种有形的存在,如“人类命运共同委员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或“人类议会”。通过这样一些存在,反过来也可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
     
      9.5 人类命运的维度:涉及“人类命运”的相关事务
     
      人类命运共同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类命运事务的问题。当我们首次接触“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共同体,其实不然。
     
      “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果,但战争和冲突从未间断,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疾病瘟疫,人类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0]
     
      人类命运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拥有丰富的构想空间的。他强调的是人类的命运,共同的命运,如环境、核武器、疾病、面对外太空的威胁,而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以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的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负责或参与治理。
     
      9.6.1 环境:
     
      如,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福岛核电站的问题,
     
      9.6.2 战争及武器:
     
      如:美国入侵“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以色形”与“巴勒斯坦”的武装冲突。
     
      9.6.3 疾病
     
      如:流感大流行、霍乱、白喉、疟疾、脑膜炎、黄热病、食物中毒以及冲突中的卫生服务。[141]
     
      9.6.4 能源和资源
     
      如石油的开发及清洁能源的研发和利用。
     
      9.6.5 教育
     
      关注世界人民的教育,提升世界人民的素质可以促进世界治理。
     
      9.6.6 种族屠杀
     
      种族屠杀的事务,如80万人惨遭杀戮的卢旺达大屠杀。[142]
     
      针对以上的事务哪些应该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来牵头或主要负责呢?哪些又仅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配合或支持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实践是将事项分为实质性事项和程序性事项,实质性事项被告大国一致原则,而程序性事项实行多数决定的原则。在实质性事项和程序性事项的区分上异议的,实行大国一致原则来决定其是实质性事项还是程序性事项。
     
      而欧盟的实践最值得借鉴,他将欧盟应负责的领域划定了范围。同时将即可由成员国负责,又可以由欧盟负责的领域进行划定,同时说明,对即可以由成员国负责,又可以由欧盟负责的领域,成员国更适合的,应当由成员国负责,欧盟更适合的,应当由欧盟负责。而对于划定在成员国范围内的事务,欧盟将没有权力去管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未来的设计也可以采取这欧盟这种“三层次”的划分。
     
      10、未来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图景进行描绘
     
      人类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所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现实的认识、一种回归、一种改造、一种追求。在此,人类将逐渐得到解放,我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图景进行描绘。在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景之前,我们先概括性的梳理一下人类未来的状态。
     
      10.1 未来世界的状态
     
      10.1.1 未来世界人的状态
     
      未来,人类将是怎样一种状态,从事劳动的人类将占少数,大多数人类都在进行自愿的智力活动,同时,人类将依赖于人类共同的基础建设,而轻易的获得食物、生活必须品及娱乐休闲的内容。
     
      10.1.2 未来世界国家的状态
     
      未来的国家将会在多层次上淡化其作用及功能,其主权的概念将被分解并重新建构,最终达到人类系统化的全球权力体系。梁启超认为:“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从未以国家为人类最高共同体。其政治论常言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143]因此,未来的国家将演变为众多层次的全球权力体系,以为人类提供公共服务。
     
      10.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图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将会有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宣言”。人类将共同制订“人类命运共同体宣言”,制订基本的框架及核心价值。
     
      10.2.1 成立“人类委员会”
     
      人类委员会的组织将由人类的精英人士组成,就人类共同体问题进行立案与分析,并给出研究报告。并将在各个政府中有“人类委员会”人员的席位,以传达“人类委员会”的声音。
     
      10.2.2 “人类银行”和“人类发展基金”
     
      将向人类的各种公共项目提供贷款及资金支持。将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项下的各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10.2.3 “人类自愿者服务中心”
     
      人类自愿者服务中心将负责人类自愿者的招募培训工作,以自愿报名为原则,如果人员缺乏时将采用随机选择的方式,以完成人类自愿者的招募,维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运转。
     
      10.2.4 “世界研究院”与“人类论坛”
     
      对自然科学及社会科技进行研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下设“外层空间探索中心”、“世界环境治理与维持中心”对世界环境进行治理和维持,以保持人类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下设“人类语言、信息、媒体中心”将整合世界和语系,推出世界语,并将世界主要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核心文明成功及价值,让各种文明都焕发生机。
     
      10.2.5 “人类大学堂”
     
      人类大学堂中将向世界人民讲授人类的经典文化,如中国文化、圣经等人类经典。下设“人类文明博物馆”。将收集、研究、推广人类各种文明,以保存人类的智慧。
     
      10.2.6 “人类公共安全与调解中心”
     
      将对来自外层空间、地球各个国家的威胁、暴力、恐怖等行为进行打击。对国家、国际组织、个人、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矛盾提供调解服务。同时,对直接参加战争、种族屠杀等的指控官、策划者等人员进行审判和制裁,以从根本上消除战争等暴力冲突事件。
     
      10.2.7 “人类家园”
     
      将为人类提供住宿及餐饮的生活保障,并将为人类提供免费的医院服务,包括日常疾病及重大疾病,同时提供娱乐中心。下设“人类物资供应中心”将向人类提供生活必须品,如食物、衣物、家用电器等,没有品牌,没有恶性的竞争,无需长途运输。将提供人类所需的家电产品、肉类等,以维持人类的生活。下设“人类生命及疾控中心”将提供人类心理、疾病、身体指标、寿命延长、器官移植等进行研究和推广。
     
      结  语:
     
      “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正确选择,共同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144]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145]笔者希望本文可以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人类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作者简介】

    赵志兵,澳门大学硕士,主修国际法、欧盟法及社会学,主要从事国际治理及知识产权的研究。

    【注释】

    [1]赵志兵,澳门大学欧洲联盟法硕士。
    [2]胡锦涛:《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第十一节,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11.html。原文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3]应该说,金融危机给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变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间,中国开始更加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提出主张、倡议和行动方案,开始由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合作者,转变为主动的设计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由此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贡献之大有目共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从韬光养晦,调整为主动参与。一方面是中国对外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被逼无奈的情势。
    [4]习近平:《援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北京,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02/c64094-29681332.html,2018年4月16日。
    [5]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日内瓦),2017 [2018-02-11],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037658.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李梦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想》,《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22页。
    [10]同上
    [11]陈须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当代世界》2016年第7期,第9页。
    [12]张文显:《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球思维》,《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7页。
    [13]转引自高海红:《布雷顿木跑道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15页。
    [14]赵龙跃:《WTO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贸易》2016年第2期,第22页。
    [15]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北京:时速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6]欧盟一体的发展告诉我们,先进行经济的一体化,而后会导致政治方面的相应的调整甚至是变革。
    [17]高海红:《布雷顿木跑道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3期,第14页。
    [18]管  涛:《未竟的改革——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研究》2014年10月,第5页。
    [19]王红英:《锚点亚投行: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的全面胜利?》,《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04期,第156页。
    [20]赵龙跃:《WTO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贸易》2016年第2期,第20页。
    [21]同上,第22页。
    [22]同上,第20-21页。
    [23]参见罗伯特。佩普:《帝国的衰落》,《国家利益》2009年1月。
    [24]赵龙跃:《如何看待新出现的“美国衰退论”?——展望中长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外经贸实务》2016年,第4页。参见:罗伯特。佩普:《美国帝国的衰落》,《国家》2010年12月。
    [25]参见: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乔治。弗里德曼《未来100年:21世纪大预言》;约瑟夫。奈:《美国(大国)的未来》。
    [26]赵龙跃:《WTO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贸易》2016年第2期,第21页。
    [27]同上
    [28]邵天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中国国际法学会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85),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336页。
    [29]刘高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保障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法学研究》,1990(6):91。
    [30]赵建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关系》,《当代法学》,2014(6):32-40。联合国大会:《实施并促进各国和平善邻关系的办法》,决议号:A/RES/1301(XIII),1958,[2018-02-11],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1301(XIII);联合国大会:《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决议号:A/RES/2625(XXV),1970[2018 -02-11],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2625(XXV).
    [31]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日内瓦),2017 [2018-02-11],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037658.
    [32]同上
    [33]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4]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35]AmitaiEtzioni, The New Golden Rul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p.127.
    [36]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37]克雷格?卡尔霍恩:《共同体:为了比较研究而趋向多变的概念》,见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8]克雷格?卡尔霍恩:《共同体:为了比较研究而趋向多变的概念》,见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9] Gerard Delanty,Community,p.3,p.2.
    [40]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199年版,第58页。
    [41]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42]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199年版,第58页。
    [43]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鲍曼(ZygmuntBauman1925年-2017年1月9日)认为:“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区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以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
    [44] A麦金泰尔著:《追寻美德》,宁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0页。麦金泰尔(AlasdairChalmers MacIntyre,1929年-)指出:“共同体由共同生存的地域、一脉相承的血缘或相同的劳作方式来维系,成员们遵守稳定而一致的习俗、规范和传统,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利益相连,休戚与共。任何成员的价值、功绩和名誉,同时也是其他成员及至整体群体的财富”。
    [45]《老子》五十四章
    [46]《老子》五十四章
    [47]《礼记·大学》
    [4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49]蒋  庆、盛洪:《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50]钱  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弁言”第3页。
    [51]伊斯兰教主张摒弃宗教偏见,实现宗教宽容。参见穆宏燕:《从伊斯兰教的‘一元性’看其‘包容性’——以《玛斯纳维》为考察对象》,《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7-12页。
    [52]王云芳:《伊斯兰文明的世界主义:概念、谱系与反思》,《国际观察》2018年第1期,第42页。
    [53] Hashmi, Sohail H,"Interpreting Islamic Ethics of War and Peace," Islamic Political Ethics: Civil Society, Pluralism and Conflic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p. 194-215,转引自王云芳:《伊斯兰文明的世界主义:概念、谱系与反思》,《国际观察》2018年第1期,第42页。
    [54]冯怀信:《试论伊斯兰人权观的基本精神》,《中国穆斯林》2002年第1期,第6-9页。转引自王云芳:《伊斯兰文明的世界主义:概念、谱系与反思》,《国际观察》2018年第1期,第43页。
    [55]参见马明良:《伊斯兰文化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转引自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16页。
    [56] Hamid Enayat, Modern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The Response of the Shi'i and Sunni to the TwentiethCentur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pp. 69-77,106.
    [57]参见高鸿钧:《冲突与抉择:伊斯兰世界法律现代化》,《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4期,第2页。
    [58] SylviaG.Haim,Arab Nationalism:AnAnthology,Berkeld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p.9.转引自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12页。
    [59]转引自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 与世界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60]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12页。
    [61]参见张燕军:《世界政治中的伊斯兰国际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1期,第105-114页。
    [62]戴兆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孟子仕政理想的理论关联,学术界,2017(10):61-73
    [63]蒋  庆、盛洪:《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64]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第21页。
    [65]帕米尔书店编织部:《文化建设与西化问题讨论集》,帕米尔书店,1980.
    [66]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Vol.Ⅱ,Book Ⅵ,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5,p.65.
    [67]苏长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11 月29 日第 001 版,第1页。
    [68]刘  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年第08期,第5页。
    [69]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年08期,第9页。
    [70]同上
    [71]同上
    [72]童世骏:《正义基础上的团结、妥协和宽容——哈贝马斯视野中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73]童世骏:《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普遍主义——伊拉克战争以后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
    [7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8、64、104-106、118、150。
    [75]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76] William A .Callahan. Tianxia,Empire and the world. Callahan and Barabantseva(ed). China Orders theWorl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105,104.
    [77]王  飞:《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最新发展》,《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6页。
    [78]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第21页。
    [79]罗伯特卡根:《美国的合法性危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第123页。
    [80] CharlesKrauthammer,"The Obama Doctrine: Leading from Behind", The WashingtonPost, April 28,2011.
    [81]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The White House.
    [82]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第109页。
    [83] Rose Garden,"Statement by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June 1, 2017,[2018-05-06]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
    [84] Mark Leonard,“Europe, Alonein Trump's World”, Project Syndicate,November 9, 2016.
    [85] Zalmay Khalilzad,"TheEmerging Trump Doctrine?" TheNational Interest, July 28, 2016.
    [86]杨雷:《俄罗斯的全球治理战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4页。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积极推动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缓和进程,不断对西方国家让步,最终导致苏联走向解体。
    [87]同上,第39页。
    [88]同上,第46页。
    [89] Beth Kreling, "indiaand the Commonwealth: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e Round Table, Vol.98, No.400, February 2009.
    [90] 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Reinterpreting India's Rise through the Middle Power Prism",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No. 1, April 2011.
    [91]刘兴华:《印度的全球治理理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0页。
    [92]同上,第54页。
    [93]王亚琪:《日本的全球治理战略评析》,《当代亚太》第5期,第26-31页。
    [94]同上,第32页。
    [95]钮松、田艺琼:《沙特的全球治理观——以沙特参与G20机制为例》,《学术探索》2013年5月,第26-29页。
    [96]陈翔:《印尼参与全球治理:动力与限度》,《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6期,第71-82页。
    [97]形式特点包括法律渊源、法律结构、立法与司法关系、司法机关的地位和范围、司法方法和技术等标准;
    [98]意识形态指政治新闻稿主流价值观,
    [99] 传统指各国法律或新旧法律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
    [100]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之何勤华“穗积陈重和他的著作”。
    [101]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系
    [102]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远东法系和以马达加斯加法为代表的非洲法系
    [103]黄震:《中华法系与世界主要法系体系:从法系到法律样式的学术考察》,《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第45页。(勒内?达维德:《比较民法原论》,1950年)
    [104]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5]陈顾远:《中国固有法系与中国文化》,载《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6]张晋藩:“综论独树一帜的中华法文化”,《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倪正茂:《比较法学探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107]张晋藩:《综论独树一帜的中华法文化》,《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2页。
    [108]同上,第142页
    [109]参见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8页。
    [110]张晋藩:《综论独树一帜的中华法文化》,《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第138页。
    [111]同上,第140页。
    [112]同上,第140页。
    [113]同上,第141页。
    [114]《礼记?中庸》
    [115]《礼记?中庸》
    [116]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11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36.
    [11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119]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北京,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02/c64094-29681332.html,2018年4月16日。
    [120]赵秋梧:《“文明冲突论”:亨廷顿为美国构建的意识形态策略》,《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50页。
    [121]同上,第49页。
    [122]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3]梁启超:《新民说》,宋志明,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24]孙明哲,刘恒之:《梁启超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实践策略——以梁启超对“世界主义”思考与应用为案例》,《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第23郑第3期,2013年9月,第30页。
    [125]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北京,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02/c64094-29681332.html,2018年4月16日。
    [126]郑永流:《中国法圈:跨文化的当代中国法及未来走向》,《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9页。
    [127]周明伟、梦娇:《中国领导人的声音是对外传播中国最强音》,求是网2018年3月7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qu/qsft/2017-01/13/c_1120305547.htm
    [128]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进》,《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03版。
    [129]参见习近平:《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02版。
    [130]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03版。
    [131]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32]习近平:《援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北京,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02/c64094-29681332.html,2018年4月16日。
    [133] David Miller, Citizenshipand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27.
    [134] Michael Walzer, 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Abroa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4, p.8.
    [135] Pheng Cheah, Inhuman conditions: On Cosmopolitanism andHuman Right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6,p.31.
    [136]参见:《联合国:80万人惨遭杀戮的卢旺达大屠杀类似悲剧不能重演》https://news.un.org/zh/story/2018/04/1005811,访问时间:2018年4月8日。
    [137]高岚君:《“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国际法》,河北法学,2009年第1期,第23-27页。
    [138]李德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础和意义》,《领导科学论坛》2017年第11期,第29页。
    [139]刘高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保障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法学研究》1990年第6期,第88-94页。
    [140]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北京,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02/c64094-29681332.html,2018年4月16日。
    [141]习近平:《援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北京,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02/c64094-29681332.html,2018年4月16日。
    [142]参见:《2018年全球卫生面临的10项威胁》,http://www.who.int/features/2018/10-threats-global-heath/zh/,访问时间:2018年4月8日。
    [143]王焰编:《梁启超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44]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北京,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202/c64094-29681332.html,2018年4月16日。
    [14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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