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实证研究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事诉讼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力度与完善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KPI”。现以广西六市2014年至2016年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数据为蓝本,对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中律师介入阶段、辩护质量、法律援助机构及人员等运行现状开展实证分析和量化研究,探寻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问题的缘由,并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层面进行审视,回应实然层面的需求,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中文关键字】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保护
    【全文】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单独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且将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向前延至侦查阶段,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层面的缺失。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门亦出台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普遍性、及时性与有效性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此,本文基于对广西六市2014年至2016年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数据加以分析,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实践运行状况进行一次局部性的实证探究。
     
      一、2014年至2016年广西六市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现状分析
     
      2014年至2016年,广西六市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2357人(其中:2014年802人、2015年722人、2016年833人),占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比例90%以上。以下从法律援助阶段、当事人主动申请还是司法机关指定辩护、辩护理由、会见情况、法律援助机构及队伍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介入阶段情况分析
     
      2012年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从图表1可以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律师介入情况不尽如人意(2014-2016年分别占23.19%、16.76%、18.45%),同时不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2014-2016年分别占84.54%、73.13%、66.03%)还是审判阶段(2014-2016年分别占93.27%、81.17%、87.27%)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比例还处在一个起伏不定而非逐年上升的趋势。

     
    图表1: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介入阶段情况分析
     
      (二) “通知型”与“申请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状况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图表 2  2014-2016年“通知型”与 “申请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状况

     
      由此可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但可以被动的接受司法机关(包括公、检、法)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简称“通知型”法律援助),而且自己或者其近亲属可以主动申请法律援助(简称“申请型”法律援助)。从广西六市2014-2016年调研数据显示(见图表2),在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不论是在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审判阶段,“通知型”法律援助占90%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申请的案件比例不到5%。但是从抽样调查的卷宗中自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律师即介入的,“申请型”法律援助却占多数,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
     
      (三)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会见次数
     
      会见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见面,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案情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亦是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内容之一。通过对广西六市2014-2016年未成年人刑

     
    图表 3: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会见次数
     
      事法律援助数据分析可知(见图表3),援助律师会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100%。就理论层面而言,律师会见次数越多,说明其对未成人刑事案件投入的时间越多,对案件情况了解更加充分。而从图表3 反映的信息来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3次以上(含3次)的有60人,会见2次的有115人,会见1次的则多达2182人。
     
      (四)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提出辩护意见类型
     
      辩护意见是援助律师所有援助工作的文字表达,综合反映了援助律师对受援案件的事实、证据、实体、程序等事实与法律问题的看法。[1]从抽样调查的236起案件中(图表4)可以看出,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均提出了辩护意见,其中量刑辩护仍占主导地位,共计156件,量刑辩护理由中社会危害性不大、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未成年等占绝大多数,对认定事实提出辩护意见的有51件,对证据问题提出意见的有16件,就程序问题提出意见的有9件,提出无罪辩护的有4件。

     
    图表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辩护类型
     
      (五)法律援助机构及人员现状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本质在于专业化服务,专业化运作是解决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问题的现实需要。”[2]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经验和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质量。
     
    图表 5 Q市2014-2016年法律援助机构及人员

     
    图表 6 Q市2014-2016年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数

     
      从调查走访的Q市中(见图表5、6),2014-2016年该市法律援助机构4个,人数从11人增至22人,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比例超过50%,执业5年以上的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仅占13%。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现实困境
     
      诚然,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对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根据广西六市2014-2016年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数据这一“表象”,进一步窥探该制度在实然层面中的真实面目,揭示其在实践运行中与应然层面规定或制度设计初衷之间的差距。
     
      (一)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率有待提高
     
      根据《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检、法三机关应当自发现该情形之日起3日内,通知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上述图表1表明,2014-2016年在侦查阶段有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的比例分别为23.19%、16.76%、18.45%,再结合图表2中的数据,法律援助律师在侦查阶段即介入的,“申请型”与“通知型”两者之和所占比例亦不容乐观。“法律规范往往不能百分百地实现,于是我们需要不断监测法律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这个过程就是法律实证分析的过程。”[3]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在司法实务中,公安人员在侦查阶段没有为未成年人指派律师的情形并非特例,应然规定与实然操作之间存在差异,使得未成年人在其权利保护最薄弱的环节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落空,侦查阶段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变得有名无实。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效果有待加强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不仅需要具备及时性、普遍性,更应当具备有效性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援助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从图表3数据显示,法律援助律师会见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3次以上(含3次)的有60人,会见2次的有115人,会见1次的则多达2182人,这说明绝大多数法律援助律师只是例行公事的会见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再者,从法律援助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观之,图表4反映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主要以量刑辩护为主,且量刑辩护理由中基本上是一些常规性的辩护理由,如初犯、偶犯、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好等等,如此千篇一律的辩护理由显得苍白无力,毫无针对性。或许在某种语境下,这些量刑意见即使被法院采纳,与其说是法律援助律师运用其专业知识所作的贡献,倒不如说是案件本身的某些因素已决定了这一结果。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队伍有待专业化
     
      走访调查的Q市下辖2区2县,每个区县有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从2014年的11人增至2016年的22人(见图表5),人员数量增加了100%。而反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律师执业年限(见图表6),50%以上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办理,其中由执业1年以下的律师办理的案件数占34%,执业5年以上的律师办理案件数仅占13%。由此可见,资深律师不愿意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这类案件往往由刚入行、缺乏办案经验的年轻律师办理,待锻炼成熟、案源充足后便摒弃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这就出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平凡更替且年轻化的局面。未成年人由于其身理及心理特点,需专业性更强、要求更高(精通教育学、心理学等)的执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才能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而司法实践中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大多数是“新手上路”,拿此类案件“练兵”,辩护效果差强人意,从而也使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这一法治化手段并未能够真正实现其应有之意,进而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对法律援助产生了“信任危机”。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存在问题之根源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与理论界对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期待有所不同的是,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机制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仅未得到公安机关的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近亲属亦未对法律援助欢呼雀跃、青睐有加。追根溯源,只有查找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出现困境的根源,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一)违法性制裁立法缺位
     
      自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成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的主体,若公安机关没有依照刑诉法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人的,根据《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1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公安机关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2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诉讼代理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通观该规定,对于公安机关没有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仅仅是“通知纠正”,如果公安机关不纠正,检察机关亦束手无策,别无他法。此种无实质性惩罚、不具可操作性的监督制裁措施毫无威慑力。再者,如果公、检、法应当指定辩护而未指定,应当告知而未告知,应如何采取补救措施,或者公、检、法人员故意不依照规定指定辩护的,又该如何处置,新刑诉法均未加以规定。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责任异位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的规定,将法律援助确立为政府责任,那么为没有聘请律师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辩护人就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该《条例》第27、2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给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援助案件具有强制性,且法律援助律师办理这类案件所获得的补贴远远低于法律服务的市场价格,政府通过“廉价”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将这一责任转嫁给了律师,而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其运行模式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正如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言:“每个人把自己奉献给所有人,他就等于没有奉献给任何人,而且,不管在哪一个结合者身上,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所让与他人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的所得和所失是对等的,反而获得了保护自身所有的更大力量。”[4]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应遵循市场规律,具有与之提供的法律服务获得同等价值的权利。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的异位,必然导致有经验的律师不愿意办理此类案件,导致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缺乏监督机制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知,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往往简单草率、以完成出庭辩护任务为第一要务,少有调查取证,甚至连会见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亦是敷衍了事,以致案件质量不佳。造成该结果的原因除了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获得的报酬较低之外,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监督机制。纵观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刑事诉讼法》第35条、《律师法》第31条只对法律援助标准作了形式化的要求,对法律援助实质化标准只字未提,如此便出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因辩护人的专业知识、责任心等自律性而异,且辩护效果亦千差万别。“一个新闻记者写道,为死刑犯George McFarland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John Benn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他的嘴巴张开着,头赖洋洋的靠着肩膀上……”,[5]这描述的是美国法律援助的一场景,而这一情形在我国也存在,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律师仅仅提供形式上的援助,辩护质量却无从保障,且无强有力的监督手段加以约束,这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平等,如此一来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便化成泡影。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进路
     
      通过广西六市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数据审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现状,其已陷入立法和司法适用的双重缺陷。据此,不仅需要立法及实践不断探索,也需从学理上构建上回应这一现实问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机制,使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完善违法性制裁措施
     
      立法难,执法更难, 《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等法律的实施亦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安等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辩护人,但司法实务中公安机关仍然存在不依法办事的情形,致使法律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徒法不足以自行,如何保障法律的顺利实施才是关键,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违法性制裁机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只有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如依法应当指定辩护人的),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才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依照此规定,难以震慑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为更好的完善这一违法性制裁机制,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对该违法行为的处理模式,即应当指定辩护而没有指定的属于法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情形。从调查结果显示公安机关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的情形依旧存在,对此一方面应当建立公安机关内部建档查阅机制,凡是应当指定辩护的都必须登记在册以便备查,另一方面由外单位组成案件评查组对案件进行评查,评查结果与相关工作人员的绩效考评挂钩。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应当对违反指定辩护的情形予以制裁。相对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而言,侦查阶段更应当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人(从司法实践观之,刑讯逼供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大多数发生在此阶段),因此对于违反指定辩护的公安人员,应当对责任人从重处罚,若故意不予以指定辩护,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触犯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相关人员因疏忽大意,违法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降级、免除相关职业资格等。
     
      (二)多措并举,提升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
     
      正如“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律服务协会首席执行官S.邓肯所说:‘任何法律援助管理的中心问题将是确定按计划提供的援助的范围和质量问题’”。[6]就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而言,在法律援助质量方面的规定至今为止仍处于法律真空地带。要提升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质量,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宗旨真正落到实处,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充足的经费保障是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无充足的经费保障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只能纸上谈兵,如同“无木之本,无源之水”。各级政府应根据法律服务的市场价格及该区域内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制定下一年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并将之纳入每年的中央、地方财政经费预算。第二,选任实践经验丰富、责任心强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担任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人。既然是政府购买法律服务,那么作为购买人就应当挑选优质的律师作为指定辩护人,可以在该管辖区域内选出一批优秀律师组建法律服务人才库,并与入库的律师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待需要时从该库从随机抽取律师担任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人。第三,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促进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因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等特殊性,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不仅需要精通法律知识,还应当知晓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因这方面的综合型、复合型律师资源相对稀缺,法律援助机构应重视对人才库中的律师进行这方面的专业培训,通过聘请专家授课、组织业务交流学习、编撰典型案例等方式提升律师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质量。
     
      (三)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人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购买的服务,就应当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对其加以约束,这好比一面镜子,可以“明得失”,不可或缺。而我国现行法律目前对法律援助的监督只是简单、粗暴的规定了“接受法律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但如何监督却从未提及。对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行有效监督,通过如下途径加以实现:首先,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有损害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监督。其次,法律援助机构制定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办法,对此可以借鉴加拿大的做法,援助律师在结案时,需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一份详细的结案报告,包括会见次数、调查取证情况、阅卷次数等。与此同时予以法律援助律师优良、合格、不合格的评价标准,对援助律师的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被评为不合格等次的律师,在下一年度中从援助律师人才库中除名。再次,增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监督意识和能力。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是政府购买服务,该笔支出是纳税人的钱款,纳税人亦有权利行使监督权,对于敏感案件、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论是被害人未成年人受援助还是未成年人被告人受援助),通过案件庭审直播、建立信息平台等途径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让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在阳光下行使,以此促进法律援助律师不断提升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确实保障人权。最后,虽然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与有偿提供法律服务不同,无需未成年人或其近亲属支付费用,但法律援助质量却关乎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对此未成年人有要求指定辩护人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权利,若法律援助律师有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投诉,要求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律师进行监督,督促法律援助律师予以改正,必要时可以提出更换法律援助律师,同时亦可对法律援助律师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
     
      结语
     
      理论构建不管如何完美无缺,刑事司法都需背负着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这一沉重的躯体前行,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及时性、有效性更多的是取决于国家对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视与投入、法律援助律师的专业知识与素养以及相关机构和公众对法律援助律师的评价与监督。因此,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要走出这一现实困境,就必须立法与司法双管齐下,并驾齐驱,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才不至于“无米之炊”,才能将未成年人人权保障由理想变为现实。
    【作者简介】
    陈立毅,男,1983年12月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澳门大学2017级刑事法专业博士研究生;陈双玲,女,1985年9月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助理,法学硕士。
    【注释】

    [1] 刘方权:《刑事法律援助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1月,第24卷第1期,115-116页。
    [2] 《上海静安检方召开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专业化机制研讨会》http://www.jcrb.com/procuratorate/jckx/201409/t20140924_1434885.html,2017年8月6日访问。
    [3] 白建军:《少一点“我认为”,多一点“我发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杨国政译,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6章,第12页。
    [5] 伍浩鹏:《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6] 杨诚:《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较与思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叶青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践与新发展》,载《少年司法》,2013年第1期。
    {2} 马丽亚 《原理与路径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1期。
    {3} 刘方权 《刑事法律援助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1月第24卷第1期。
    {4} 刘静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5} 张佳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海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6} 白建军 《少一点“我认为”,多一点“我发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7} 杨诚 《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较与思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8} 伍浩鹏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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