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互联网金融市场法制报告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金融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2017年是互联网金融行业整治的关键一年,是合规与严管并行的一年。一方面,监管规范频繁发布,互联网支付、互联网借贷面临行业洗牌,有望回归业务本源,而消费金融、互联网资产管理等业务发展势头强劲,众多资本纷纷涌入,竞争日趋激烈,相比之下众筹业务发展放缓;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庞氏骗局被拆穿,互金平台与交易所的“联姻”遭叫停,监管当局关注旧问题,同时也管控新模式。与此同时,理论界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监管体制的深入探讨、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再构建以及刑法规制的引入将引导互联网金融市场向更规范的方向发展。
    【中文关键字】互联网金融;金融监管;金融风险;规范发展
    【全文】

      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已经在中国经历了10年的发展,正逐渐从异军崛起转变为渐入佳境,给传统金融带来巨大冲击力。 2016年以来,互联网金融监管规范频频发布,监管层已开始着力解决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野蛮增长所积聚的金融风险。2017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由之前的“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创新发展”变成“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为落实工作要求,监管层陆续发布了关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存管、信息披露、备案登记、牌照审查等方面的指引或要求。严监管之下,互联网金融行业有望告别野蛮生长时代,进入规范发展轨道。
     
      一、2017年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展情况
     
      (一)网贷整治风暴兴起,行业进入合规元年
     
      网贷平台数量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之后由于问题平台的大量出现,以及有关部门持续推进行业整改工作,正常运行的网贷平台数量开始下降,2017年再次下降。与网贷平台数量持续大幅下降不同,网贷成交量依然保持较快的增长。2017年网贷成交量达28048亿,同比增长35.9%。与此同时,网贷行业“1+3”制度框架基本搭建完成,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网贷行业规则进一步明确,行业合规进程加快,标志着2017年网贷行业进入“合规元年”。
     
      1.P2P网贷行业回归理性
     
      截止2017年底,网贷行业平台累计达5382家,环比增长16.39%,增幅有所下降,但2017年成交额达2.44万亿元,环比增长20.90%,受强监管影响,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对P2P网贷而言,合规与安全是绕不开的话题。此前,行业经历了e租宝、上海“大大”、上海快鹿、中晋系、融宜宝、泛亚等接连不断的恶性事件,以致于P2P网贷在一些地方已成为“过街老鼠”,一方面网贷平台很难再像以前一样通过单笔超额款项来扩大交易规模,另一方面前几年的“野蛮生长”已经给P2P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这种印象已经植根于广大用户的脑海之中,因此用户的风险意识也在增强,盲目的冲动投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投资逐渐回归理性。
     
      另一方面相关规范的陆续发布, P2P网贷平台纷纷着手整改,以求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监管对P2P产品及业务运营等方面的严标准严要求,P2P网贷发展多年来呈现出的“快、偏、乱”野蛮生长三大乱象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变。P2P行业回归理性不仅是监管层出台一系列规范进行引导的最终意图,也是P2P网贷平台自身长远发展的需要。
     
      2.网络小贷原地整顿
     
      脱胎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网络小贷是中国互联网生态发展的伴生品,也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博弈夹缝中的产物。基于整个中国互联网生态的日渐成熟,P2P网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开始萌芽与发展,网络小贷也开始兴起。除了市场需求的旺盛和客观条件的成熟,网络小贷的审批机制也是致使其数量大增的关键因素。但随着《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贷公司的通知》的发布,各级小额贷款公司一律不得新批设网络小贷公司,新增批小额贷款公司禁止跨省(区、市)开展小额贷款业务,这标志着网络小贷进入原地整顿阶段。
     
      3.“现金贷”纳入监管
     
      现金贷业务,具有无抵押担保、小额短期、灵活方便等特点,因此吸引大量无法得到传统金融机构信贷服务的客户群体,近年来业务迅速崛起,甚至被视为互联网金融领域最后一块“投资宝地”。但前景看好的现金贷却频频陷入争议漩涡,“裸条”、大学生深陷债务危机选择自杀事件无不显示着“现金贷”背后暗藏危机,部分平台不设贷款门槛,以服务费、管理费的名义掩盖畸高的利率,逾期费动辄每天上百元,借此攫取暴利,且滥用个人信息现象以及暴力催收等手段层出不穷,随着《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的正式出台,现金贷正式纳入监管范畴。
     
      4.“校园贷”整治力度加大
     
      自从发生某校在校大学生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自杀的事件发生后,校园贷一直都是社会舆论话题之一。校园贷的初衷是解决部分大学生的资金需求,但许多网贷机构采用的业务模式大多存在欺诈行为,而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缺乏法律知识与金融知识,很容易陷入校园贷的陷阱。2017年监管当局进一步加大校园贷监管整治力度,从源头上治理乱象,要求网贷机构一律暂停新发校园网贷业务标的,并根据自身存量业务情况,制定明确的退出整改计划。同时,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网贷机构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二)网络众筹处发展调整期,众筹监管“悬而未决”
     
      1.众筹行业发展趋势放缓
     
      2015年前正常运营的众筹平台数量增长速度极快,2016年众筹平台户数量达到最高峰,2017年网络众筹的数量与筹资额均比2016年下降,全国众筹额首次出现负增长。根据2018年1月17日盈灿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众筹行业年报》显示,截止2017年12月底,全国正常运营众筹平台共有209家,与2016年底的427家相比,跌幅达到51.05%,与此同时, 2017年融资额度为220.25亿元,相比2016年有轻微下降,相比其他互联金融业态的发展,其显现出放缓的态势。
     
      2.股权众筹面临合法合规风险
     
      2017年6月26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关于开展互联网股权融资发展情况调查的通知》,对互联网股权融资及其他众筹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摸底,为行业未来监管规范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但至今,监管部门尚未对股权众筹作出具体规范,自2016年4月开始的全国性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虽然仍在持续,但股权众筹的整治进度要明显慢于P2P网贷、现金贷等领域,目前法律规范缺乏,监管“悬而未明”,在监管未落地的情况下,开展股权众筹业务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合规风险。
     
      (三)第三方支付规范日趋严格
     
      1.央行密集出手处罚
     
      2017年4月21日,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因违反支付业务规定被央行上海分行处以3万元人民币的处罚,同时,央行要求支付宝限期整改。无独有偶,5与3日,央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也公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被处以罚款人民币3万元,二者都是首次被央行公开处罚。支付宝和财付作为移动支付领域的标杆,是第三方支付个人业务的两大巨头,先后收到罚单,由此可见央行对支付行业监管从严的决心。自支付宝领到开年首张罚单开始,央行上海分行对第三方支付的整肃行动可谓是雷厉风行,处罚力度有加大之势。8月,汇付天下、快钱支付、平安付等多家第三方机构接连收到罚单。9月,杉德支付、通联支付等因违反支付业务规定接受央行罚单,央行频繁出手处罚违规企业,表明监管趋严已成定势。
     
      2.支付牌照管控严格
     
      作为传统支付汇兑体系的补充,第三方支付平台最大的特点是可直接在银行开立账户,绕过银联等清算机构;而对致力于建立自身“生态系统”的大企业来说,它作用的不仅仅是转账支付、信用卡还款等基础业务,还在于借支付牌照来发展自己的综合金融渠道业务,支付关系到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资金流与信息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拥有支付牌照才算是真正拥有大数据。
     
      2017年以来,央行对于支付牌照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持“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提高质量、有序发展”的原则,同时对长期未实质开展支付业务的支付机构,将依法采取取消相关业务种类、注销《支付业务许可证》等监管措施。“乐富支付”的“下架”就是一个前兆,未来不符合相关规范的支付机构或主动或被动的退出市场,因此,对于大部分前期通过“跑马圈地”入局的中小持牌企业来说,如何保住自己的牌照资源,将成为近一两年内的首要任务。
     
      3. 移动支付发展面临新挑战
     
      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内,移动支付发展势头依旧迅猛。但是伴随着移动支付向线下的拓展,支付牌照所涵盖的七大业务中,各种业务的定位也随即开始改变。随着政策的变动,聚合支付公司开始向企业服务平台转变,而银行卡收单与移动支付的连接更加紧密,也给几乎“濒死”的业务带来一线曙光。除非未来支付宝与财付通一家独大,或二者合并,否则短期内移动支付的发展,将受到传统银行卡收单优势企业的制约。
     
      (四)互联网票据转型发展
     
      2017年监管政策频出,票据相关制度不断推出,文件之多、要点之细可谓历史罕见,主旨内容可以概括为去杠杆、防风险、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总结而言呈现以下特点:一为资金价格震荡上行,“票据资金化”特征显著,受全年货币政策和资金市场影响,票据利率走势整体呈现逐步走高并趋于平稳。相比2016年,2017年票据价格水平有所上涨,年内波动有所扩大;二为票据业务创新迭出,跨市场创新趋势增强,3月15日深圳金服公司与赣州银行发布了国内首单票链业务;年初浙商银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移动数字汇票产品上线,并完成首单交易;11月份,江苏银行应用“区块链”技术成功办理票据跨行贴现业务等等,一系列创新业务的开展,表明互联网票据的转型发展;三为票据市场研究和自我学习蔚然成风,来自央行、票交所、研究机构、协会、经纪等各方的力量多管齐下,各类研讨会、学习班和培训频繁开办,2017年中央财大云票据研究中心,上海票交所和上海财经大学共同组建的中国票据研究中心等专业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中国票据市场应用理论研究阵地进一步扩大。
     
      (五)“金融+科技”成为竞争优势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都是金融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成熟,已广泛应用于互联网征信、网络借贷、精准营销等领域。金融科技致力于改善和革新原有业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要素,更强调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技术由外及内地改变传统金融服务业,用技术来改变传统的金融产品乃至整个行业。目前金融科技中的人工智能发展已经位于一个快车道,“互联网+”向“人工智能”转变。互联网金融在人工智能的改造下将从“互联网+金融”逐步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人工智能”转变。人工智能可通过对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的串联,实现智能的精确计算,对金融机构带来变革性影响。国内金融行业也逐步开始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蚂蚁金服、交通银行、平安集团等企业已经开始人工智能的布局。在金融与科技紧密结合的当下,简单的“互联网+金融”已经不能得到关注度,科技应用逐渐渗透到资产的获取、风控、贷后管理等全流程,金融科技能力也将成为互联网金融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六)消费金融有待规范
     
      中国消费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以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电商平台、网络借贷四大模式的多元化格局。同时,中国整个消费市场容量也在迅速扩大,预计到2019年中国消费金融市场规模将达到3.4万亿元。截止到2017年12月,获得银监会批复的消费金融公司中一共有22家开业,而中国移动消费金融用户达到2.23亿,移动端用户的渗透率由2016年的8.8%迅速增长为2017年的15.9%。但在快速增长的背后,消费金融行业整体不良率约为4%,远高于银行的不良率水平;消费金融行业过度授信、多头共债的风险问题凸显,消费金融有待进一步的规范。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步出台,消费金融行业的洗牌趋势在所难免,无资质的机构将被禁止开展业务,不合规的经营方式将被要求整改。
     
      (七)互联网资产管理生机盎然
     
      2017年,中国网络资产规模接近3.5万亿,单用户理财近7000元,增速为25.6%,相比于信贷市场的火爆,网络资管增速有所下滑,但并不影响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规模、业态、产品在全球以史无前例的超高速发展。2017年互联网资产管理依然生机无限,但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的主导权发生变更,在资本的嗜血性与监管的双重作用下,大多有能力生成网络资产的机构,均采取了某种金融中介的模式,未来金融中介将重新掌握主动权。监管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大力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继续推进资产管理业务“去通道”、“降杠杆”,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切实回归资管本源,引导深耕主动管理,着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推进建设现代资产管理机构。
     
      (八)互联网金融发展整体态势
     
      1.监管范围扩大,市场监管加强
     
      “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任何金融活动都要获取准入”,在监管层的强力整治之下,互联网金融无序发展、创新跑偏,风险不断上升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市场竞争环境逐步净化,一些互联网金融业态正在有序调整,逐步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业正在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应恪守合法合规的底线成为共识,监管制度体系趋于完善,野蛮生长的时代终将结束,如何建立适应监管要求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重点。
     
      2.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的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提出,要营造鼓励创新、规范运作、有序竞争、服务实体经济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新局面,明确指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始终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机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地。互联网金融从诞生起就和服务实体经济紧密相连,传统金融机构解决大额资金的需求,互联网金融则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快速发展的助力。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不合规的平台,但经过监管的逐步完善,不合规的平台和机构被淘汰,真正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优质平台将被筛选出来。
     
      3.科技助力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与科技的充分融合,已经成为了未来金融的主流趋势,科技力量成为业务创新成败的关键因素。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始重视对技术的开发,互联网金融巨头与传统金融机构频频携手,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发展中的应用,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在发挥各自优势,找准市场定位,为用户提供满足需求的金融服务。
     
      二、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与其他政策性文件
     
      随着网贷监管“1+3”制度体系的全面形成与各项整治清理工作的深入展开,2017年互联网金融风险有所下降,风险案件频发势头得到遏制,良币驱逐劣币效应更为突显,行业发展总体有序。
     
      (一)互联网金融主要框架性政策文件
     
      1.《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加快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力推动移动互联网和农业、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和规范引导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约车、租房、支付等分享经济新业态;积极扶持各类中小微企业发展移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新业务,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模式,拓展境内民间资本和风险资本融资渠道。同时,该《意见》强调,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和动态、综合防护理念,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维护用户合法权益,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增强网络管理能力。
     
      2.《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及配套制度
     
      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开始施行。《网络安全法》在内容上有以下6方面亮点:第一,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第二,明确了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义务;第三,明确了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第四,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第五,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第六,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但作为我国第一部有关网络安全的基础性的、大纲性的法律,《网络安全法》在内容规定上仍较为模糊。因此,2017年国家网信办、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又相继发布了《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和《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以对《网络安全法》进行完善和补充。
     
      3.《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该《规划》提出,要实施互联网金融标准化工程。包括制定信息披露、数据统计、信用信息共享、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互联网金融行业管理类标准,制定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与服务类标准,以及制定互联网金融领域网络安全、信息交换、身份认证等技术标准。
     
      4.《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
     
      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三五”金融业信息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同时,该《规划》要求积极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对金融创新发展持开放的态度,为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释放更多有利空间,为促进金融创新创造了条件。
     
      5.《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作为我国首个国家层面出台支持分享经济发展的文件,该《意见》全文共十六条,重点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重预期引导,为后续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制定出台分享经济相关领域和区域的政策文件明确方向;第二,未对分享经济进行严格定义,而是对其关键共性特征进行必要阐述,兼顾包容性和辨识性;第三,充分考虑分享经济跨界融合特点,坚持分类指导思路,强化管理创新;第四,在鼓励分享经济市场开展有效竞争基础上,强调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营造规范有序的外部环境;第五,提出了信用建设、公共服务、劳动保障、税收政策等若干保障措施,完善制度保障。
     
      6.《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与《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该《规划》提出,在智能金融方面,要建立金融大数据系统,提升金融多媒体数据处理与理解能力,创新智能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金融新业态,鼓励金融行业应用智能客服、智能监控等技术和装备,建立金融风险智能预警与防控系统。同年12月,工信部印发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三年为期限,对相关任务进行了细化和落实,着力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促进智能产品在工业、医疗、交通、农业、金融、物流、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集成应用。
     
      (二)互联网金融细分领域主要法律法规与其他政策文件
     
      1.网络借贷
     
      自2016年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管理登记指引》之后,2017年2月、8月,银监会再出重拳,相继颁布了《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至此,网贷行业银行存管、备案以及信息披露三个主要合规政策全部落地,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共同组成了网贷监管的“1+3”制度体系。此外,有关部门还就网络小贷、校园贷、现金贷等网贷行业突出问题出台了若干专门文件。
     
      (1)《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
     
      2017年2月,银监会颁布了《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该《指引》全文共5章29条,详细规定了网贷平台开展资金存管业务应履行的程序和责任,以及作为存管人的商业银行应具备的资质、职责和系统等方面的要求。由于银行资金存管对于大多数平台而言门槛较高,一些条件不达标的平台推进银行资金存管的过程相对缓慢,随着《指引》的实施与网贷整改期的结束,网贷平台优胜劣汰,整个行业在历经深度洗牌之后,有望回归中介本质。
     
      (2)《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
     
      2017年8月,银监会颁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根据该《信披指引》,网贷平台应披露其基本信息、运营信息、项目信息、重大风险信息、消费者投诉渠道信息等应当披露的信息,并且对备案信息、组织信息、审核信息等各类信息的披露均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但在此次《信披指引》中,对于数据的披露要求中并不包含对逾期率的披露。
     

      (3)其他涉及网络借贷的主要政策文件:

     

      2.第三方支付
     
      对第三方支付行业而言,2017年总体而言是强监管的一年。这一年,央行频发多项文件,加速支付行业洗牌,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支付市场更加成熟、有序。
     
      (1)《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2017年1月,央行发布了《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要求,自2017年4月17日起,支付机构应将客户备付金按照一定比例交存至指定机构专用存款账户,该账户资金暂不计付利息。人民银行根据支付机构的业务类型和最近一次分类评级结果确定支付机构交存客户备付金的比例,并根据管理需要进行调整。建立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制度,主要目的是要纠正和防止支付机构挪用、占用客户备付金,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同时阻断支付机构通过扩大客户备付金规模赚取利息收入,引导支付机构回归业务本源。
     
      (2)《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的通知》
     
      2017年8月,央行支付结算司发布了《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的通知》,明确至2018年6月30日,网络支付彻底从“直连模式”转向“网联模式”。所谓“网联”,是指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由此第三方支付的架构由两层架构变成三层架构,而“网联平台”将承担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集中清算职能,改变信息不安全、信息不透明且重复投入的现状,实现跨行的网络业务。
     
      (3)《关于进一步加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
     
      2017年11月,央行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再次出拳对支付行业进行“严打”。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整治工作以持证机构作为切入点,全面检查持证机构为无证机构提供支付清算服务的违规行为。根据该《通知》,为无证机构提供支付服务的支付机构将面临整改和处罚,而那些无证机构,按计划或将在2018年6月被彻底清除。可以预见,支付机构“领罚单”,无证机构“领盒饭”将成为2018年上半年行业“新常态”。
     
      (4)《关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的通知》
     
      2017年12月,央行下发了《关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的通知》,内容涉及支付创新业务、收单业务、代收业务、支付业务系统接口等方面。总体上,该《通知》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支付机构的监管,提出了更为细化的监管要求。可以预见,该《通知》的下发将加速行业洗牌,支付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5)《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及配套规范
     
      2017年12月底,央行发布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了《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规范》主要的内容包括:第一,明确了条码支付的定义;第二,规定了条码支付两类业务模式,包括付款扫码和收款扫码;第三,明确条码支付交易验证的三种要素为静态密码等仅为客户本人知悉的要素、经安全认证的数字证书等仅客户本人持有并特有且不可复制或者不可重复利用的要素、指纹等本人生物特征要素;第四,要求银行、支付机构根据《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关于风险防范能力的分级,对个人客户的条码支付业务进行限额管理;第五,就银行、支付机构的风险管理等问题作出规定。总体而言,该《规范》对条码支付业务提出了不少硬性要求,有利于行业的规范发展。
     
      3.互联网资管
     
      2017年11月,央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资管新规,针对去刚性兑付、合格投资者制度、委外理财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规范。随后,《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以及《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等新规配套文件也相继出台。总体上看,互联网资管领域的监管一直在强化。
     
      (1)《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2017年9月,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该《规定》全文共10章41条,主要涵盖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规范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以及基金产品设计、投资限制、申购赎回管理、估值与信息披露等业务环节;第二,加强货币基金管控,包括将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与其风险准备金挂钩以控制规模无序增长、区分机构类和零售类货币市场基金并根据份额持有人的集中度实施产品分类监管,以及对货币市场基金设定比普通公募基金更为严格的流动性指标限制等。
     
      考虑到行业落实法规要求需要一定时间,该《规定》自201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同时为确保法规平稳实施,避免对市场造成短期影响,《规定》对涉及基金管理人需进行投资调整的事项均给予了6个月的过渡期。
     
      (2)《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017年11月,央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这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后发布的首份文件,同样也是大资管领域跨行业的纲领性文件。该《意见》主要关注点包括:统一资管产品标准,提高合格投资者要求;打破刚性兑付,实行净值化管理;规范资金池,禁止非标与资管产品期限错配;统一产品杠杆,提高分级产品设计要求;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等。
     
      由于《意见》是一个纲领性原则性文件,具体还有待各领域的实施细则。因此,短期来看,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更多集中在预期层面,中长期的影响如何还要看各监管部门具体的实施细则,预计会在资管新规的大框架内进一步从严、细化。
     
      (3)《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
     
      2017年12月,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这是大资管新规纲领性文件落地后发布的首个监管细则,旨在对存在风险隐患的银信通道业务进行约束。该《通知》全文共10条,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明确银信类业务及银信通道业务的定义;第二,规范银信类业务中商业银行的行为。明确规定在银信类业务中,银行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穿透原则落实在监管要求中;在银信通道业务中,银行不得利用信托通道规避监管要求或实现资产虚假出表;第三,规范银信类业务中信托公司的行为。在银信类业务中,信托公司不得接受委托方银行直接或间接提供的担保,不得与委托方银行签订抽屉协议,不得为委托方银行规避监管要求或第三方机构违法违规提供通道服务等;第四,加强银信类业务的监管。
     
      总体来看,该《通知》体现了银监会“实质重于形式”与“穿透监管”的监管原则,将有效规制商业银行通过银信类业务或其他方式规避监管的行为。
     
      (4)《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
     
      2018年3月28日,互金专项整治办下发了《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在业内引起巨大震荡。从内容上看,该《通知》旨在明确互联网资管清理整顿验收工作的有关事宜,包括验收标准、验收流程、分类处置等方面要求。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关注点:第一,明确互联网资管业务本质上为资管业务,属于特许经营业务,需持牌经营;第二,明确未经许可,依托互联网以发行销售各类资管产品等方式公开募集资金的行为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三,要求机构压缩存量业务,最迟于2018年6月底前压缩至零。对于未按期去化的,应明确为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纳入取缔类处置;第四,要求互联网平台不得为各类交易场所代销(包括引流)涉嫌违反要求的资管产品;第五,针对网贷机构将互联网资管业务剥离、分立为不同实体的,一并进行验收,承接互联网资管业务的实体未将存量业务压缩至零前,不得对相关网贷机构予以备案登记。
     
      此次《通知》是继对校园贷、现金贷等业务整治之后又一个重磅监管政策,预计随着整治方案的落地,互联网金融行业将再度掀起大浪淘沙式洗牌,持牌经营的要求或将致大批未持牌机构被迫退出。
     

      4.其他细分领域主要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

     

      (三)部分地方性政策文件及互金行业自律规则
     
      除了上述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外,2017年地方政府部门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频频发布文件以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整体上看,地方政府部门更多关注网贷平台的备案登记,互金协会则着重研究制定各项团体标准。
     

      1.部分地方政策文件

      

      2.互金协会主要文件

      除此以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7年也发布了诸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依法严厉打击涉互联网金融或者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合法权益。
     
      三、2017年互联网金融大事记
     
      (一)互联网下的庞氏骗局
     
      1.e租宝案尘埃落定
     
      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不具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资质的前提下,通过“e租宝”“芝麻金融”两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布虚假的融资租赁债权项目及个人债权项目,包装成若干理财产品进行销售,并以承诺还本付息为诱饵对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非法吸纳巨额资金。截至2015年底案发,全国31个省市区约90万名投资者牵涉其中,涉案金额高达598亿元,未兑付金额达380亿余元。其中,大部分集资款被用于返还集资本息、收购线下销售公司等平台运营支出,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被挥霍。
     
      2017年9月12日,北京市一中院依法对此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26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成立。一审宣判后,23名被告人提出上诉。2017年11月29日,北京市高院依法对该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轰动一时的国内最大非法集资案件尘埃落定。
     
      2.中晋案陆续宣判
     
      自2012年7月起,以徐勤为实际控制人的“中晋系”公司先后在上海及其他省市投资注册50余家子公司,并控制100余家有限合伙企业,通过租赁高档商务楼和雇佣大量业务员,采取网上宣传,线下推广等方式,利用虚假业务、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等手段骗取投资人信任,并以“中晋合伙人计划”的名义,变相承诺高额年化收益,向不特定公众大肆非法吸收资金。截至案发,中晋系累计向2.5万名投资者非法吸收金额累计近399亿余元,未兑付金额达52亿余元。根据警方调查,中晋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利息、公司员工的工资、奖金、为虚增业务收入额外支付贸易补贴及奖励,以及实际控制人徐勤的个人挥霍等用途。
     
      2017年6月22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徐勤等十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2017年12月,中晋系案件陆续宣判。
     
      3.钱宝网戛然而止
     
      2012年以来,张小雷等人创办钱宝网,在银行设立资金池账户,通过钱宝网发布虚假广告任务,利用多家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完成广告任务即可获取40%至60%左右的高额收益为诱饵,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截止2017年底案发,本案未兑付本金约300亿元,钱宝网所剩余的资金资产占未兑付本金的比例很小,实际已无兑付能力。同时,据南京警方披露,本案所吸收资金大部分用于还本付息,其他则主要用于维持“钱宝系”企业的高额运营成本、企业高管的高额年薪以及张小雷个人挥霍,仅少量用于对外投资。
     
      上述三个案件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均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借理财之虚名,行非法集资之实。从资金运作模式来看,均采用了“借新还旧”的手段,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上述三个案件均已同时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4个构成要件,有关主体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此基础上,由于此三个案件中涉案公司均未将所吸收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或仅极少部分用于生产经营),除偿付投资者到期本息以外,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向员工支付不合理的高额薪水以及实际控制人等主要人员的个人挥霍等,最终致使集资款难以返还。因此,根据上述《解释》第4条规定,对于涉案公司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主要人员,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罪名也应上升为集资诈骗罪。同时,以这三个案件为代表,也反映出我国互联网金融乱象丛生的现状,折射出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混乱,如何拿捏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治的尺度,是我国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侨兴垃圾债引天价罚单,互金平台与交易所“联姻”遭质疑
     
      2017年12月8日,银监会发布公告称,已于11月21日向广发银行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查处了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违规担保案件,对广发银行总行、惠州分行及其他分支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罚没合计7.22亿元,其中,没收违法所得17553.79万元,并处以3倍罚款52661.37万元,其他违规罚款2000万元。
     
      证监会之所以开出如此大手笔的罚单,缘起侨兴私募债违约事件。2016年底至2017年初,广东惠州侨兴集团下属的两家公司在“招财宝”平台发行的10亿元私募债到期无法兑付,该私募债由浙商财险为其提供保证保险,并由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出具履约保函进行反担保。在侨兴债发生实质性逾期之后,“招财宝”要求履行保证保险的浙商财险进行赔付,而浙商财险在进行责任认定并要求广发银行惠州分行履行银行保函责任时,惠州分行却以保函系伪造为由拒绝,自此双方卷入“萝卜章”风波。最终,在各方斡旋下,浙商财险承担了赔付责任,于2016年12月及2017年1月合计赔付11.46亿元。
     
      侨兴垃圾债事件,不仅暴露了浙商财险、广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风控的漏洞,也让互联网平台与交易所的之间业务合作成为众矢之的。在侨兴债中,侨兴集团旗下两家公司侨兴电讯、侨兴电信先是于2014年在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粤股交”)备案发行私募债,接着,粤股交和招财宝进行合作,由招财宝将这些私募债在平台上拆分成多期,并售卖给个人投资者。而这种拆分出售的行为实际上存在着合规风险:一方面,从投资者的身份分析,《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但实际上在招财宝上购买这些私募债的个人投资者中包括了很多并不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个人投资者,换言之,此时私募债的发行对象已不局限于 “合格投资者”,还包括“非合格投资者”;另一方面,从投资者的数量分析,《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每次发行对象不得超过200人。但据媒体报道,招财宝上的10亿元的侨兴债产品涉及上万投资者。如此,这种将权益拆分出售的行为似乎也已突破私募债对于发行对象数量的限制,涉嫌变相公募。
     
      有鉴于此,互金专项整治办于2017年6月底发布了《关于对互联网平台与各类交易场所合作从事违法违规业务开展清理整顿的通知》叫停此类违规行为。可以预见,失去了通过金融机构“通道”涉足大额金融资产业务的最后一个渠道,互金平台将彻底回归小额普惠的定位,而地方交易所也要重新回归本源性业务之中“惨淡经营”。
     
      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法制理论研究
     
      以“互联网金融”为关键字在中国知网搜索相关论文,从2017年1月截至定稿之日,研究互联网金融的论作达到近4000篇,相比2016年的近5000篇来说,数量有所下降,但是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均有明显特点。具体而言,有以下突出特点:
     
      1.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关于互联网金融主体的研究主要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和地方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比较研究中经常借鉴英国、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实证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式;但比较有特点的是,在研究区域上,不再像之前从全国范围入手,而是出现从地区入手,着重分析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特点。
     
      2.研究热点
     
      2017年是严监管的一年,因此在学理研究上,有关监管的讨论和研究可谓占据半壁江山,学者的关注点也呈现出广而深的趋势。学者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热点还是集中在P2P网贷,众筹和第三方支付这几个热门的业态。而资产管理作为业态新秀,一方面规模效应明显,一方面监管也不断跟进,也成为研究热点。
     
      3.研究内容概况
     
      (1)监管体制上的讨论
     
      监管理念方面,武长海(2017)提出应当遵守监管原则,明确监管者的身份定位与行为边界。监管者在金融监管中应当坚持依法、公开公正、效率、独立性和协调性原则。作为金融市场的监管者应当尊重金融市场主体的“风险配置”能力,监管者在制定政策时应多运用“激励相容”工具,使其成为一种间接而有效的监管工具,而监管者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金融市场的征信体系上和信息供给上,而不能代替市场做决定。
     
      监管主体及其分工方面。曹永琴(2017)指出目前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体已经明确为“一行三会”,但由于互联网金融“混业”经营特征明显,监管主体之间跨部门的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形成,部门间职能不清导致互联网金融行业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 但谢平(2018)指出争议监管机制的意义并不大,目前我国监管主体存在的问题不是机构设置不合理,而是分工和协作上的矛盾,其指出如今 “一行三会”的监管竞争格局变化了,它的目标函数、职务的激励信号也变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进一步讨论如何明确分工与开展协作以解决一系列监管难题。周光友(2017)提出暂时搁置分工与协作的问题,建立全面的动态监管机制。从监管的责任分配出发,以补充规定的方式定期更新各监管主体的责任分工,将新产生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置于监管框架之下,以保证监管的及时和完整。。
     
      在监管方式上,刘鹏(2017)认为采用差异化实施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更能形成监管合力,以解决互联网金融监管真空与重合并存的问题。此种监管方式下按照金融基本功能,将互联网金融大致分为第三方支付、P2P 网贷、众筹、数字货币等几类,根据每种业务模式的主要特点和风险点的不同,按照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分部门进行监管,将属于传统业务延伸的金融活动纳入原有监管体系; 对于辨识模糊、监管重合的P2P、众筹、虚拟货币等新型互联网金融业态,则从业务种类、功能、性质和意义上认识其本质特征,划入相应监管部门,加快填补监管空白。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乱象”要求必须加强监管,一方面监管的加强必须立足于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尽管明知监管层的分工与协作是整个监管体制中最为核心且需要明确的事情,但是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学理讨论上,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方案。而实践中,“分业监管”模式由来已久,监管层已经形成制度依赖,怠于主动寻求更有效果且合理的监管模式,同时也并不愿放弃已有的权利或者主动承担过多的责任,因此,往往倾向于采用事后调整的监管方式。目前大部分学者对于监管制度的讨论往往停留在“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上以及监管层的行为边界上,但对于如何打破监管层的制度依赖以促进监管层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的讨论并不充分,而对于严监管模式下监管人才的培养机制更是缺少研究。
     
      (2)金融风险防治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风险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威胁和障碍,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分析往往是学者研究互联网金融的起点,也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互联网金融市场除了存在一般的市场风险之外,还有互联网特有的风险,例如技术风险、信息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往往体现隐蔽性、易传染性以及突发性等属性。
     
      风险防治方面,邢会强(2017)指出应当确立正确的金融风险防范理念。其主张以相对安全理念与复合控制模式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进行监管,相对安全理念肯定安全价值首要地位、基础地位,但否认将其作为终极地位、最高地位,不因存在风险而放弃发展的机会。而且提出对待风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要防控风险又要抓住发展机会而复合控制模式就是将规范发展与风险控制有机结合起来,打破单一固化思维,强调将事先的调控与事中的控制有机结合,在健全法律框架和“金融安全网”的前提下,鼓励金融创新与发展。
     
      张家林(2017)则强调要加强科技监管的作用,发挥科技监管在风险监管上的效应。目前人民银行已经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员会并提出“要强化监管科技”,监管当局应当顺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而沈彦菁进一步强调要实现科技监管,针对技术风险,应对平台运营的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实施监管,应当由监管部门负责监管规则的制定,具体执行可以外包给专业的科技公司,同时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
     
      (3)平台的准入标准应当明确且合理
     
      互联网金融市场天生具有开放性,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金融企业无需复杂、严苛的条件,因此数量多,业务水平又参差不齐,这直接导致的后果是资源的浪费和监管上的困难,同时也不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投资权益,因此有学者指出应当明确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从源头上对其进行严格审核,以筛选出优质企业,淘汰一部分劣质企业,是提高监管效率的有效手段。在准入管理方面,针对不同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制定不同的准入要求,如实施核准制,对低注册资本、相应办公场所、相关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进行要求。而目前仅有第三方支付已有明确的准入标准,但是该准入门槛比较高,而以最低注册资本金按照经营范围进行分类和以注册资本金这种静态指标作为准入标准也缺乏科学性。但学者对于平台的准入应采用的标准以及如何分类制定准入标准的讨论并不够。
     
      (4)推行互联网金融的软法之治
     
      行业自律监管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实践中,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也存在集体行动困境,行业合作规制发展滞后。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自律组织创立不久,行业自律制度建设存在较多空白,其中信息披露、信息安全、业务经营、纠纷解决等方面的行业标准和规则发展速度仍然赶不上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创新速度。邓建鹏(2017)指出行业协会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协会指导和主管单位不统一,指导职能有待明确;会员准入标准模糊,入会审查程序不规范;组织机构过于复杂,管理层来源有待进一步规范;会员管理与违规处理存在较大不足,行业协会自治权限与对应层级不明确,一地多会现象普遍,在目前行业协会自我完善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加强行业自律难以达到规范金融市场运行的效果。
     
      针对此现状,王怀勇(2017)提出应当推行软法之治,主张通过整合与优化互联网金融软法治理机制,推动互联网金融规制从“监管”向“治理”的实质转型。其指出软法之治的优势在于可以及时回应创新的规则诉求,可以覆盖不同地域的互联网金融从业者,也可以对不能够或者不适合硬法规制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形成一种“柔性规制”。但是不可否认目前软法之治的推行仍存在效力局限和实施困境,需要从健全软法规则,加强立法指导,推动立法协商,重视立法矫正,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教育,构建互联网金融软法的纠纷解决机制,营造互联网金融软法治理的实施环境等方面不断完善。
     
      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成果虽然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过程中“软法先行”的观点,但对于软法治理的实践层面,仍然缺乏翔实深入的实证分析。
     
      (5)构建互联网金融的刑法规制
     
      目前大部分学者对于引入刑法对互联网金融市场进行规制基本上秉承谨慎而必要的原则。刘宪权(2017)主张先民行,后刑罚。其提出监管层对于大量存在的具有模式风险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不妨予以“同情的理解”与“适度的宽容”,在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排查与整治的过程中,应当优先以相关行政法、民法予以规制,并且循序渐进地推动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历史转型,逐步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金融生态。廖天虎(2018)也同意刑法干预应当具有适当性和必要性,其指出适当性原则强调必须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必要性原则强调国家刑罚权的发动限于迫不得已需要第二次法的干预,但如果能采取其他法律方式干预的,应尽量不选择刑法反应方式。
     
      而宋盈(2017)认为“立罪至后”逻辑并非刑法谦抑本性,在前置规范缺位的情形下,刑法并非是阻碍金融创新的“刽子手”,而是避免互联网金融裸奔唯一的“遮羞布”。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现实出路在于稳定刑事立法与反哺前置法并行、立足解释立场与限缩司法适用、选择性打击与逆向规范生成机制形成,而差别化保护立场的本质是坚持安全本位金融刑法观的体现。李为民在坚持刑法适度介入的基础上提出要结合行为严重程度,坚持道德、行政手段、刑事处罚等阶梯化的规制手段。对非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特别广泛的,要尽量多适用财产刑和资格刑,以减少平台犯罪,降低打击成本。
     
      互联网的金融创新在现行刑法框架下,存在较大的刑事风险,构建互联网金融的刑法规制是必要且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的,刑法的适度介入成为普遍的共识,但是刑法介入的时机以及程度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实践中互联网金融刑事案件多发且呈现出影响范围大,涉案金额高的特点,但目前学者对于“入罪”与“出罪”标准的研究并不多。
     
      (7)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机制的再构建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逻辑起点是金融消费者的界定。李欣铭(2017)主张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包含专业投资人。其主要的判断依据是金融消费获利特点也是对生活消费的一种满足,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在金融交易中消费者、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都明显处于劣势,因此应当将其归入消费者范畴,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以保护。丁磊通(2017)通过对司法裁判的总结,指出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但其提出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
     
      维护经营者责任与消费者利益的平衡。周军(2017)强调要处理好经营者责任加重与适度保护的关系,避免逆向选择。基于金融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通过法律法规,辅以监管措施,增加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是必要的;但同时应当避免过度保护带来的逆向选择。一方面应注重“适度保护”原则,引导金融消费者理性消费,增强风险意识,同时要警惕金融消费者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防止极少数金融消费者过度维权,成为维权“专业户”,出现缠诉、闹诉等现象,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与经营者进行充分沟通和协调,不能将金融消费者的所有损失归咎于经营者,既要“有所作为”,也不能“过度作为”。
     
      立法模式和机构设置的选择。周军(2017)提出立法两种模式,一是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条例》,提高立法层级,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监管部门职责以及纠纷处理机制等;二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时,增加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章节,确定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两种机构设置路径,一是成立相对独立的机构,把分散在“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人员集中起来,设立相对独立的行为监管机构,赋予其相应的权力;第二个路径就是在“一行三会”已经设立的四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基础上,依照“内双峰”模式,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调委员会,由人民银行负责统筹协调,统筹制定相应的规则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各监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提供专业保护。
     
      信息披露与信息保护并举。侯智霞(2017)主张应当构建全面的信息披露制度。在进行信息披露时应该提高披露的要求,应注意披露信息的全面性、全程性、真实完整性、及时性、通俗性。张继红(2017)指出信息保护应遵循结果导向型治理思路并借鉴域外法国家对信息保护的立法轨迹,建立 “基本法权利保护--民法框架保护--专门法律保护--分领域具体权利保护”的立法保护路径,加重金融机构作为信息收集方、利用方的义务并将治理重点放在信息利用可能造成的对信息主体的不良结果上,以更有实效性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切实保障消费者受教育权。目前,金融消费者教育主要是由金融监管部门以开展不定期的、零散的互联网金融宣教活动作为主要教育形式,但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导致教育成效欠佳。王怀勇(2017)认为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有效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法律框架,明确和保障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受教育权。第一,可以通过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整体上赋予消费者受教育权,同时需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政府、相关社会团体、金融机构在金融消费者教育中的义务主体地位;第二,出台具体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条例,明确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基本原则、基本政策、基本措施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等主体的职责,建立起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基本框架。
     
      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李国峰(2017)指出遵从“先自调、再调解、后仲裁”的原则,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一是督促各金融机构建立消费者保护部门,畅通投诉渠道,以和解为目标,对金融消费纠纷进行前期协商调解;二是建立独立的、专业的金融消费争议调解中心,对侵权事实明确、标的较小的金融纠纷进行快速、及时处理;三是向金融管理部门提出申诉,由金融管理部门调查、取证,对确属违法违规的,依法给予相应处理;四是司法渠道,鼓励在有条件的地方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金融纠纷法庭,发挥其及时性、便捷性、专业性的优势,审理金融纠纷诉讼。
     
      目前,学者对于消费者保护的研究比较深入,但也存在研究不足之处:一是现有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研究,大多以介绍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特色为背景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二是现有的研究理论也不够系统,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甚至相矛盾的结论,学术界无论是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概念界定还是相关保护路径的研究都还没能达成统一的认识;三是对缺少对民事责任认定机制的研究,追究经营者的民事责任是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理论却鲜有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可谓是比较遗憾。
     
      (8)互联网平台的退出机制的讨论欠缺
     
      随着监管趋严,一些不合规的平台会逐渐退出市场已成定势,确立和完善市场的退出机制是必要的。但目前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有学者针对众筹建立差异化退市制度。主张应根据不同模式的众筹平台设计不同的退市规则,如纯中介型的平台可采取一般的金融中介的退市制度;自身提供担保或者寻找第三方提供担保的平台可采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退市制度;而债权转让型的平台可以按照小额贷款公司的退市制度设计。但是其他互联网平台的退出机制并不明确,这对于整和市场资源维护市场运行来说无疑是不利的,互联网金融市场的退出机制的研究应当得到重视。
     
      (二)具体的观点汇总及反思
     
      1.P2P
     
      (1)风险控制仍然是讨论的重点
     
      风险的控制依然是P2P研究中不可忽略的要点。冯素玲(2017)指出国内现有的研究对P2P行业风险管理的研究较多,但是由于制度环境因素,对于如何管控风险还没有成熟一致的研究结论。张超宇(2018)认为应当引入担保机制以转移P2P网络借贷的风险,其认为保险公司具有良好的风险定价机制、庞大的资产规模、广泛的覆盖地域、宽泛的经营范围、多业务金融牌照等优势,其风险控制与承受能力要远远强于担保公司,因此,P2P网络借贷业去担保化之后改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风险的模式并不会造成风险的大规模集聚,同时也能为P2P平台建立有效风险防控机制提供新的选择。
     
      (2)监管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
     
      于博(2017)指出现有研究侧重于监管“策略”如何优化但却忽视了对监管“导向”的反思。从整个行业视角进行“监管思路、监管导向、监管博弈”研究的文献相对鲜见,而事实上,上述三方面才是当前P2P行业监管所面临的主要困境,监管当局应该反思怎样对整个P2P 行业进行“功能定位”,进而以此为基础来确定有助于该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监管导向。互联网金融企业通常具有多业态混合特征,这意味着准入式监管思路在“资质供给”方面难以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态特征”相吻合,亟需构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生态环境更为匹配的“创新式”监管思路-“技术驱动式”监管。
     
      (3)对平台虚假宣传的关注不够
     
      叶良芳(2018)指出平台虚假宣传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台的虚假宣传方式有多种,在实践中,虚假发标是平台在运营时进行虚假宣传的最主要形式,然而,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却不为法官所重点关注,司法裁判中只将虚假宣传方面欺诈性最严重的虚假发标予以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其他虚假宣传的刑事打击力度没有达到保护社会公众财产安全应有的力度。而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鲜见,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P2P与传统金融机构比,其优势在于对长尾客户的下沉能力更强。但是,随着平台跑路及平台“获客成本”的攀升,客户避险情绪和转移速度都在提高,这导致P2P平台存在通过价格竞争来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需求。而目前学界关于P2P网贷业态发展和业务模式分类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有关价格竞争方面的羊群效应研究依然处于空白,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对P2P 行业的战略性影响研究也非常的少。
     
      2.众筹
     
      (1)众筹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王倩(2017)指出要加强众筹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小企业股权众筹的对象一般是某种具有一定创意的实体性产品,但这类产品在借助网络进行推介前尚不具备产权的自我保护资质,导致产品可复制和可模仿。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代理方(领投人)的权益会受影响,委托方(跟投人)的投资价值和风险也会增加。其主张通过建立众筹知识产权备案制度,对尚未融资成功的项目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同时规范企业在众筹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机制,使企业能在信息披露和产权保护间寻找最佳的边界。
     
      (2)附条件允许平台进行关联项目的融资
     
      郑晖(2017)指出应当有条件的允许平台进行关联项目的筹资,《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目前一刀切禁止所有与平台关联项目的做法并不妥当。该《管理办法》已经对投资者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只有满足标准的“经验丰富投资者”才被允许从事众筹投资,既然是经过筛选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监管者就应当允许此类投资者自行做出是否投资众筹项目的投资决定。监管当局只要督促平台及时披露与所推介投资项目相关的信息,并且在平台与融资项目关联度比较显著时强制禁止该融资项目的继续进行即可。这样才能保持《管理办法》的监管逻辑前后一致。
     
      (3)众筹与互联网保险结合成为新的发展动向
     
      众筹与互联网保险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是众筹行业的新尝试,也是互联网保险的新模式。目前保险市场中大致存在两种模式:一为依托平台,为特定众筹项目保险成立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需求用户在该平台上申请并开通账户,由平台帮助筹集和管理资金,在客户出险时,进行出险事项核实,并进行理赔。与真正的保险公司不同的是,平台不涉及保险产品的设计,只是提供了某些特定的保险服务。平台汇集的资金投资众筹项目盈利后可将一部分获益打进众筹账户来扩充众筹款,从某种角度来看有点类似于传统的分红保险;二为依托保险企业或实体商家,实现保费或保额的众筹。
     
      众筹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是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和缺位,尤其是《证券法》的障碍。我国《证券法》没有为投资型众筹留下注册豁免的空间,导致真正的投资型众筹无法合法开展。一方面监管层缺少监管依据,监管没有体系;一方面,市场发展极不规范,经营者缺少行为规范,经营风险不断累积。2017年众筹进入调整期,学界的研究方向除了老生常谈的完善相关立法以及引入第三方资金管理制度外,还出现以上几个新的讨论热点。但是关于众筹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体系,在众筹的定义、众筹平台的定位以及监管层的职责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
     
      3.第三方支付
     
      (1)监管规范位阶低且体系不完善
     
      刘澈(2017)指出应当提高支付监管政策的立法层次是当前的重要任务。目前相关管理办法都是规章层面或者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其法律位阶较低,很难调和监管机关之间职能的冲突,其建议由国务院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明确人民银行在非银行支付机构支付服务管理中的职责和任务,提升监管政策的法律层级,同时及时修订现有的规章制度,如《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使其与支付行业的发展相适应。
     
      (2)第三方支付的新趋势
     
      第三方支付的整体发展态势呈现出支付跨界发展、支付跨境发展,移动支付业务占比呈现激烈增长之势,成为支付行业的布局重点。而在互联网领域,行业分工与合作更加明确,一方面,在行业内部,依托银行类、运营商类、电子商务类以及独立类型互联网支付企业会呈现业务上的分工,另一方面,为了发挥银行、运营商的价值,以提升自我能力,互联网支付会加强与银行以及运营商的合作,互联网支付产业链上的合作与分工将会更加明显。
     
      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潜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其竞争也是日益激烈,目前政策变化是未来第三方支付行业所要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特别是牌照资源的抢夺将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目前学者对于第三方支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支付的风险以及立法层面的问题,一方面缺乏对互联网支付中平台的民事责任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其他支付模式的研究也鲜见。
     
      4.互联网资管
     
      (1)资产证券化的创新与底线
     
      马贱阳(2017)认为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是有目共睹的,其基础资产类型不断拓展,标准化程度高的零售类贷款证券化产品已逐渐成为主流。在制度创新方面,资产证券化配套制度体系基本建立,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市场化约束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但是在注重创新的同时也要坚守创新的底线,一定要符合宏观大局,坚持市场化原则同时坚持资产证券化的本意-真实出售,破产隔离。而许均华(2017)指出要警惕过度证券化。一方面要严格基础资产的标准,严格控制银行不良资产、互联网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严格控制实业企业、类金融机构没有流动性、没有现金流的资产或根本达不到证券化最低要求的资产的证券化;另一方面加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风险管理。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就是基础资产的破产隔离。
     
      (2)明确监管思路与行为监管
     
      监管思路上,许均华(2017)主张国家对资产证券化必须实行统一监管,统一监管标准,坚决扭转各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的倾向,这样才能形成监管的合力和,提高监管的效率。谢平(2017)则持不同的观点,其指出资管业务不必要归口统一部门监管,但需要明确统一规则,需要综合评判统一监管后的摩擦成本,合理衡量集中监管后对业态发展的潜在影响。在研究设计监管框架时,除了整合现有监管资源,还要考虑充分调用市场约束的功能监管功能,不能囿于机构监管的框架,出现监管割裂问题,应当认识到归口监管能从形式上满足统一监管的要求,但不能覆盖市场最新发展业态,仍会造成监管真空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不同资产管理业态的定位和监管原则不同,统一集中部门监管虽然能拉平监管尺度,但仍会产生监管分割问题。
     
      李克平(2017)更进一步的探讨监管者的行为监管应该"抓两头、放中间"。所谓“两头”,是指前端的原则、规制标准、准入等问题,和后端的监管执行以及处罚,而“中间”是指明确规则后,整个业务流程中的各个环节和链条中所发生的行为。监管者要相信金融机构自己会做出预期和判断,多让金融主体自己承担责任,否则在两头清楚、严格和严厉的情况下,中间管太多会损失效率。
     
      (3)资产管理行业的上位法之争
     
      王涌(2018)主张应当以《信托法》作为资管行业的上位法。其指出资管业乱象的起源是存在行信托之实,否信托之名,逃信托之法。《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正在构建大信托的格局,该《意见稿》对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有正本清源之气象,多处体现了信托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让资管行业回归大信托格局,以《信托法》为资管的上位法,而监管立法回归信托法传统,是理性的方向。
     
      刘燕(2018)则认为资管业务的法律框架是包括信托法在内的民商法与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法在内的监管法共同组成的复杂但有机分工的体系,大资管不存在单一的“上位法”。其指出从域外实践看,在任何国家金融市场的资产管理业务中,《信托法》都不可能单独承担起法律工具必须提供的“架构交易”与“规制运作”的双重功能,相反 “民商法基础+监管法”两类上位法的结合可以做到。而所谓的“大资管”向“大信托”的回归,并非是对作为法律文本的《信托法》的回归,而是作为一种观念、文化的信托理念的回归,它呼吁的是大资管行业诚信制度的建设,着眼于信义义务的培养。
     
      (4)新时代资管业务的机会
     
      管涛(2018)认为新时代的资管业务,应放在国际化背景下理解,其拥有两方面的机会:一方面是支持境内机构和家庭进行资产海外配置,促进国内资产的流通和增值;另一方面是境外资源涌入带来的机会,对此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包括其他的相关金融中介机构应熟悉国际规则,讲好中国故事,在外资进入中国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时候,才能够分享这方面的机会。
     
      互联网资产管理面临着诸多挑战,也拥有发展的好时机,随着其规模的扩张,将来极有可能成为互联网金融的“黑马”。互联网资产管理的研究在理论界算是一片待开荒的宝地,但目前理论研究并不多,学者的研究大多基于资管新规的出台,缺少系统性,而且对于互联网资管业务与传统资管业务的区别研究较为少见,互联网资管的基本模式以及合法化路经的探讨几乎处于真空。
    【作者简介】
    曾大鹏:上海以恒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陈慧琳,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时思雨,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王静静,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1] 参见《互联网金融竞争日趋明显,可持续发展成第一要务》,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http://mp.weixin.qq.com/s/r8d0bB2cW4CQ1168hVQR-Q,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 参见《2017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大盘点》,和讯之家,http://iof.hexun.com/2017-12-29/19212507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 参见《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http://www.sic.gov.cn/News/250/8873.htm,国家信息中心,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4] 参见《2018年P2P网贷进入“备案元年”》,搜狐网,http://m.sohu.com/a/214547924_100075756,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5] 参见《网贷天眼2017互联网金融年报》,https://www.p2peye.com/topic-nk201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6] 参见《P2P网贷从野蛮生长回归理性 2017年累计成交3.9万亿》,和讯网,http://p2p.hexun.com/2018-01-01/192133145.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7] 参见《网络小贷沉浮录:从盛世狂欢到大厦将倾》,http://b2b.toocle.com/detail--6425346.html,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8] 参见《网络小贷这七年:从野蛮生长,到监管紧急叫停》,https://www.huxiu.com/article/222980.html,虎嗅网,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9] 参见《“现金贷”乱象侵蚀金融安全》,经济参考报,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17-08/21/c_112151408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0]参见《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http://www.sic.gov.cn/News/250/8873.htm,国家信息中心,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1] 参见《2017年中国互联网众筹行业报告》,http://mp.weixin.qq.com/s/228StC95zW8HhH19h7Zmlg,零壹财经,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2] 参见《支付宝、财付通被央行下杀手 各领罚单3万元并限期整改》,http://mp.weixin.qq.com/s/sHucELI3LUT12RqUGD8V8A,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3] 参见《央行接连出手处罚第三方支付:汇付天下、快钱等12家被罚242万元》,http://mp.weixin.qq.com/s/obAl3uNrOIvjfEfUHuk9aw,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4] 参见《2017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白皮书》,http://www.sohu.com/a/136096090_408395,搜狐网,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5] 参见《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报告》,艾瑞咨询系列研究报告2017年第12期。
    [16] 参见《票据市场2017年回顾与2018年展望》,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801/02/t20180102_27516240.shtml, 中国经济网,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7] 参见《互联网+后时代,我们该如何看待人工智能金融》,http://geek.csdn.net/news/detail/208191,CSDN,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8] 参见《今天的头条,留给互联网金融》,http://mp.weixin.qq.com/s/-1SpXkG-qVVvhK3xJpJ5jw,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19] 参见《2017年度中国消费金融口碑指数报告正式发布》,http://money.china.com/stock/gsyj/201804/02/494460.html,中华网财经,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0] 参见《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报告》,艾瑞咨询系列报告2017年第11期。
    [21] 参见《证监会:继续推进资产管理业务“去通道”“降杠杆”》,每日经济新闻。http://finance.jrj.com.cn/2017/10/09232223207853.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2] 参见《服务实体经济是互联网金融立身之本》,http://news.ifeng.com/a/20170816/51655245_0.shtml,凤凰网,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3] 参见《互联网金融竞争日趋明显可持续发展成第一要务》,http://mp.weixin.qq.com/s/r8d0bB2cW4CQ1168hVQR-Q,互联网金融新闻中心,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4] 参见《网络安全法六大看点解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61108/50221518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5] 参见《金融业统一标准应对行业新风险》,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7-06-09/doc-ifyfzaaq575011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6] 参见《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规划印发 业内点评》,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52491302_601367,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7] 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答记者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www.ndrc.gov.cn/zcfb/jd/201707/t20170721_85511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8] 参见《网贷平台信披之困:0逾期难如登天,亟待统一口径》,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61490547_632083,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29] 参见《央行有关负责人就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www.gov.cn/xinwen/2017-01/14/content_515977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0] 参见《央行明确网络支付必须通过网联平台 “直连模式”即将终结”》,凤凰网,http://wemedia.ifeng.com/24973267/wemedia.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1] 参见《央行重拳:<关于进一步加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6176092_116173,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2] 参见《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自10月1日起施行》,金融界,http://finance.jrj.com.cn/2017/09/0214572304919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3] 参见《专家解读<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北方网,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7/11/20/03406983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4] 参见《e租宝案宣判 26人获刑 主犯被判无期 涉案公司被罚19亿》,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7-09/13/c_112165257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5] 参见《南京警方通报钱宝网案细节:未兑付本金约300亿元》,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8/0202/c229589-2980278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6] 参见《互金平台与金交所违规合作遭禁》,金融市场,www.bbtnews.com.cn/2017/0707/20071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4月19日。
    [37] 参见李丽:《平台的风险管理及应对机制——以山东省频发的P2P跑路事件为例》,载《纳税》2017年第27期;张诚,李娇:《居民选择P2P 网贷创新产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载《征信》2017年第11期。
    [38] 参见武长海:《论互联网背景下金融业监管理念的重构——兼论政府在金融业监管中的职能与定位》,载《金融与保险》2017年第1期。
    [39] 参见曹永琴:《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载《上海经济》2017年第1期。
    [40] 参见谢平:《金融监管新格局》,2018年3月28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41] 参见周光友:《互联网金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305页。
    [42] 参见:刘鹏、周双:《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化解与监管体系的创新研究》,载《中国物价》2017年第3期。
    [43] 参见邢会强:《相对安全理念下规范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模式与路径》,载《法学》2017年第12期。
    [44] 参见张家林:《监管科技的发展及智能投顾监管的应用研究》,中国证券业协会2017年优秀课题报告。
    [45] 参见沈彦菁:《P2P行业发展的机制风险及政策建议—兼谈 Lending Club违规案例的启示》,载《嘉兴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46]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法律事务处课题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载《青海金融》2017年第4期。
    [47] 参见邓建鹏、王佳婧:《中国P2P网络借贷行业自律的潜在问题与完善对策研究》,载《金融监管研究》2017年第12期。
    [48] 参见王怀勇、钟颖:《论互联网金融的软法之治》,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6期。
    [49] 参见刘宪权:《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刑事风险及责任边界》,载《刑事法学》2017年第2期。
    [50] 参见廖天虎:《论P2P网贷的刑事法律风险及其防范》,载《中国政法学报》2018年第1期。
    [51] 参见宋盈:《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谦抑说之反驳——兼与刘宪权教授商榷》,载《学术界》2017年第7期。
    [52] 参见李为民、单家和:《P2P平台集资犯罪的司法治理—一浙江省29个涉案P2P网贷平台为例》,载《中国检察官》2017年第20期。
    [53] 参见李欣铭、张康男:《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载《知与行》2017年第12期。
    [54] 参见丁磊:《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应然与实然:从体系解释到实证研究——以2012-2016年57份判决书为例》,载《金融发展研究》2017年第5期。
    [55] 参见周军:《竞争视角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载《当代经济》2017年第18期。
    [56] 参见周军:《竞争视角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载《当代经济》2017年第18期。
    [57] 参见侯智霞:《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析——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视角》,载《经济与法》2017年第20期。
    [58] 参见张继红:《论我国金融消费者信息权保护的立法完善——基于大数据时代金融信息流动的负面风险分析》,载《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17年第4期。
    [59] 参见王怀勇、邓若翰:《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研究》,载《南方金融》2017年第11期。
    [60] 参见李国锋、马艳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一个文献综述》,载《公共财政研究》2017年第2期。
    [61] 参见冯素玲、张宇:《中国P2P网络借贷研究:分析框架、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载《济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62] 参见张超宇、陈飞:《P2P网络借贷平台模式异化及去担保化问题研究》,载《南方金融》2018年第1期。
    [63] 参见于博:《P2P网络借贷:交易决策、风险传导于与监管策略——文献综述与研究反思》,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
    [64] 参见叶良芳:《P2P网贷平台刑法规制的实证分析—以104份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载《辽宁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65] 参见王倩、邵华璐:《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中小企业股权众筹问题研究》,载《经济纵横》2017年第10期。
    [66] 参见郑晖:《我国股权众筹法律问题及监管规则完善研究》,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67] 参见朱佳:《我国互联网保险的众筹模式评析》,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
    [68] 参见刘澈等:《第三方支付监管的国际经验比较及政策建议》,载《西南金融》2018年第3期。
    [69] 参见何平平、车云月编著:《互联网金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95-97页。
    [70] 参见马贱阳:《2017 中国资产证券化行业年会”观点集锦》,载《IMI研究动态2017年上半年合辑》2017年第16期。
    [71] 参见许均华:《2017 中国资产证券化行业年会”观点集锦》,载《IMI研究动态2017年上半年合辑》2017年第16期。
    [72] 参见许均华:《2017 中国资产证券化行业年会”观点集锦》,载《IMI研究动态2017年上半年合辑》2017年第16期。
    [73] 参见谢平:《如何看待对同质同类金融业态统一归口监管的问题》,2017年7月18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74] 参见李克平:《资产管理产品统一规制标准乃当务之急》,2017年7月8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75] 参见王涌:《让资产管理行业回归大信托的格局》,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1期。
    [76] 参见刘燕:《大资管“上位法”之究问》,载《清华金融论坛》2018年第4期。
    [77] 参见管涛:《资本流动新常态与我国资管行业发展》,2018年1月20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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