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劣根性”是压制性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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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中国法律评论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劣根性;孩童教育;民主法治
    【全文】

      鲁迅曾抨击中国人的劣根性,诸如见到权贵的奴性心理,只有活着才是最高目的狗苟心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旁观心理,以及精神胜利法,狭隘保守,固步自封等等。但这些所谓的劣根性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且不可更改的吗?
     
      “劣根性”归根结底,是长期的压制型社会资源匮乏、规则缺位、救济无效、无处发泄而促使理性人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听话”往往是暂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并深刻印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之中。在古代社会里,能活着已是不易,更别提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国家的公立救济往往不好使,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体,无法有效解决公民对于来自权力的侵犯,抗争的结果往往是身败名裂,又没有其它的发泄途径,莫不如精神胜利求得一时之安慰。
     
      社会无法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氛围,“管闲事”往往容易“落不是”,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没有挂钩的机制,人们没有动力和能力管别人的“闲事”。社会还没有习惯遵守普遍性的规则以及感受到形成规则后所带来的利益。更多的是,制定规则者不用遵守规则;遵守规则者不参与制定规则。
     
      因此,遵守规则往往被看作是没能力的表现,有权的用特权,有钱的花钱,没钱的靠抢才能得到某种不该得到的利益,争抢正是资源匮乏,规则缺失后最理性获得资源的方法。加之农业社会本身的不开放性和国家有意识地阻止多元和开放,渐渐地形成所谓的“劣根性”。
     
      但压制型的社会既非稳定型社会,也非幸福和效率社会。压制性社会无法避免历史周期律。在那个时代,拥有权力、追逐权力往往是大部分人的追求。毕竟得到权力就意味着得到特权,可以享受与大部分人不一样的人格尊重和得到不公平的利益。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那样的时代,无论高层还是底层,人们要么被权力所压迫痛苦;要么为攫取权力或维护权力而备受煎熬。
     
      这样的社会既无效率也无幸福。
     
      可以说,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通常都只是权力的附庸,而不是为自己“生活”。特权意识所滋生的机会主义,使人们发现万事“赶早不赶晚”,“会哭会闹才有奶吃”,整个社会就会焦躁不安、急功近利。拥有权力的人随意地行使权力,人们得不到人格的平等和处理问题时的公平对待,生活得不舒心,大部分人就没有那么强的社会责任感。
     
      “劣根性”是那个过去时代的产物,不是哪个民族固有的,更非不可移除。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已不再是见到官员退避三舍,又爱又怕。前段时间几个官员打伞看孩子做操被网络一片批评。特别是“八项规定”后,“官老爷”的作风得到了明显改变。
     
      可见不是不能变。
     
      当然,我们看到生活中还有一些现象让人感到不满或不安。比如随地吐痰、不愿排队、到处争抢、和稀泥的执法或判决等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够解决“劣根性”的问题。
     
      民主是社会责任感的前提,是相互合作的基础。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随地吐痰,但一般人不会在自己的家里随地吐痰。人们感受到家是自己的家,也要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国家也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或者代表是规则的制定者,规则能够反映自身的利益,促成了人的社会责任感。
     
      历史上,人们把眼睛都盯在拥有权力的人身上,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资源的分配者,而唯有媚上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身边的人的利益考虑与不考虑,尊重与不尊重都没有关系。媚上者必压下,人的尊严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总要找回平衡。而层层压下的后果到最底层没人可压,就可能精神胜利或形成互害社会。
     
      民主让人们不再像历史上那样,随着大量自治性团体的出现,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权利与声音,只有相互合作才能达到目的和实现利益。
     
      人类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资源分配合理,会消解一部分不满。但人们仍然会追求特权,希望得到更多资源。
     
      闯红灯有什么坏处?被撞到的概率极低,车绝对不敢故意撞,因为司机也要承担责任,闯红灯成本很低,而收获了时间和效率。有什么理由不闯?随地吐痰怎么了?既节省了纸又省了事!为什么要排队,耽误自己的时间!所以,有科学的规则特别重要,科学的规则让人们做出明确的利益衡量,促使社会文明更加文明。吐口痰包在一张纸里会节省很多成本自然不会再随地吐了……
     
      当规则变成铁律,人们渐渐习惯并感受到利益,就会发现许多事情不需要着急,因为规则已经明确了,合理的事情就是能办,不合理的事情抢也办不成。当然规则科学特别重要,规则不能成为制度设计者刁难他人的手段,故意“强人之不能,禁人之必犯”,进而有选择地进行利益交换。这不但不能形成法治思维,反而进一步虚化了法治。
     
      因此制度设计者一定应当接受某种形式的监督和约束,既包括制定过程需要相关利益人的参与,也包括其他程序的约束和多种形式的监督。
     
      如果大多数人在制定制度或形成多数意见后要求执政者只顾及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怎么办?这就需要司法机关、甚至合宪性审查机关有条件对此进行判断,综合进行考量,把社会危机纳入规则的轨道并予以化解。
     
      即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劣根性的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个适应期和过渡期,不仅仅从制度上着手,也要重视孩童的教育。
     
      我们经常听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个虫”。在德国,每个刚入学的孩子都会有一个更高年级的孩子与之为伴,并带他们熟悉新的学校和环境。
     
      大学里也经常要求集体完成某项任务,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既激发了人相互关心的天性,也感受到了合作能够创造更大价值的道理。
     
      此外,从小进行过马路不闯红灯、垃圾分类等现场教育,效果也很明显,当孩子都做到了,对成年人也是一个触动。
     
      近来在德国访学,看到今天的德国人不疾不徐,随处排队、产品品质要求高等情形,想到一百年前的德国被看作次品的制造国。
     
      根本原因,是进入民主法治的社会,权力不再那么重要,也不能那么任性,公民的权利不会被包括立法在内的任何权力所随意侵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恢复本真,不需要都成为政治人,开始把工作和生活分清,开始不玩虚的,集中精力干好本职,开始寻求生活的真谛,开始享受生活,开始热爱自己生活的土地,开始热情包容地对待身边的人……
     
      所以说,民主法治与人们的幸福紧密相关,劣根性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正在离我们远去。
    【作者简介】
    李勇,男,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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