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杀”与《水浒传》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出处】人民法院报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关键字】水浒传;七杀;宋代法律制度
    【全文】

      宋代全面沿袭了唐代的法律制度,就杀人这一行为,宋律有着细致的分类和归纳。具体说,包括“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七类罪名,亦称“七杀”。这里,笔者试结合《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具体地认识一下唐宋制度中规定的这七种犯罪行为,从而试图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作品中找出法律的印迹,获得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切身理解。
     
      故杀
     
      故杀即故意剥夺他人生命,也就是有“害心”而杀人。小说中, 符合“故杀”的情形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第三十一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为一吐心中恶气,武松连杀十余人。其中,张都监一家遭灭门。以法律的视角观之,武松的行为,已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故杀”的表现,而分明是“滥杀”,应该归属于“十恶”之中的“不道”。 所谓“不道”,即指杀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的犯罪。因为这类行为“安忍残贼,背违正道”,所以称作“不道”。须注意,作为对杀人行为的加重处罚,“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疏议》曰:“谓一家之中,三人被杀,俱无死罪者。若三人之内,有一人合死及于数家各杀二人,唯合死刑,不入十恶。”可见,杀一家三人而入“不道”,在犯罪对象方面有具体的要求。反观“张都监血溅鸳鸯楼”一节,张夫人、玉兰等人当然属于无辜者,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她们参与到对武松的陷害计划之中,而武松却不问青红皂白大开杀戒,显属“十恶”中的“不道”无疑。
     
      谋杀
     
      谋杀与故杀、劫杀、斗杀虽同为广义上的故意犯罪,但谋杀与另三者存在明显的区别,谋杀仅需“谋计”即可入罪,而故、劫、斗杀则需实际行为及犯罪结果的出现方可构成犯罪。具体到客观方面的表现,《宋刑统》“称日年及众谋”条规定:
     
      “称‘谋’者,二人以上。即所谓‘二人对议谓之谋’。”
     
      由此,谋杀,通常是两人以上共同谋划杀害他人生命的行为。例如,武大之死,以及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夫妇的人肉馅包子,即为典型的谋杀。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是“一人”,也可以构成“谋杀”,《宋刑统》“称日年及众谋”条注云:
     
      “谋状彰明,虽一人同二人之法。”
     
      意思是,即使一人,如果预谋杀人的犯意已经明确流露,也可认定为谋杀罪。《疏议》进一步以举例的方式对这条注释进行了说明:
     
      “假有人持刀仗入他家,勘有仇嫌,来欲相杀,虽止一人,亦同谋法。故云‘虽一人同二人之法’。”
     
      那么,照此标准,武松杀西门庆以及在鸳鸯楼杀张都监,均是“谋杀”了?或者,这里实质的问题在于,一人之“谋杀”与“故杀”的区别是什么?对此,沈家本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或疑无斗争之事,而有意杀人,则与独谋诸心之应以谋杀论者,不相混乎?不知唐律故伤条下原无至死之文,前文之故杀,即后条之故伤至死者也。否则,故伤而至死,何以科之?若亦科以斗杀律,义岂可通哉?则故杀者,乃有意殴人致死者,非必有意欲杀者也。(沈家本:《寄文存》第2卷《论故杀》)
     
      这里,沈家本认为,故杀,是“故伤致死”,即“有意殴人而致死者,非必有意欲杀者也”,谋杀(一人之谋)就是“必意欲杀者”。由此,按照沈家本的解释,武松之于西门庆、张都监等人,确应定性为谋杀。然而,沈家本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为了区分“故杀”和“一人之谋杀”,他把故杀定义为“故伤致死”,一方面,这一区分很难具有操作性,也即在结果一致的前提下,很难区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必意欲杀”还是“有意殴人而致死”。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沈家本的观点完全忽略了谋杀罪中“谋”这一关键性要件。由此,相较沈家本的观点,刘俊文先生对“谋杀”的界定似乎更为合理,即“所谓谋杀,实有二义:一指预备杀人,此系就犯罪行为发展之阶段而言;一指通谋杀人,此系就犯罪之方法而言。通谋杀人固须‘二人以上’,而预备杀人则虽一人亦可实现。易言之,构成谋杀罪要件乃是预谋,而非参与之人数。只要是有预谋地杀人,即可认定为谋杀”。(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由此观之,上述《疏议》中的举例,应该是一种节省的表达,并非是对“预谋”这一实质性要件的有意忽略。由此,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并无预谋阶段,虽然在此之前,武松遍请姚二郎、赵四郎等街坊、邻居作人证。但这些活动并非是为杀人行为准备便利、创造条件,不能认定是一种杀人行为的“预谋”表现。第三十回末,介绍了武松刺杀张都监之前的活动:
     
      (武松)立在桥上,看了一回,思量道:“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不杀得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如何出得这口恨气!”提着朴刀,踌躇了半晌,一个念头,竟奔回孟州城里来。
     
      这是武松行刺前的整个心理和行为状况,显然也没有为杀人而预谋的表现。同样不能认定为谋杀,而属于“故杀”。
     
      斗杀
     
      顾名思义,“斗杀”可概括为因斗、殴之事而杀人。从主观方面看,“斗杀”的犯罪人对行为结果并非积极追求,而是持放任的态度。《疏议》曰:“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沈家本谓:“凡斗殴杀人者,此往彼来,两相殴击,本无害人之意,……”在客观方面,“相争为斗,相击为殴,凡斗殴杀人者,此往彼来,两相殴击,……”可见“斗”仅指言语上的冲突,未有实际伤害行为之发生,而“殴”则有互相击打之实害行为。
     
      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
     
      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甚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右手一拳打来,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抢入来,一时性起,望牛二嗓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这里,杨志杀死牛二的行为,在客观方面,两人有相互殴斗的事实。在主观方面,两人萍水相逢,很难说杨志具有决意要将牛二杀死的意图。但是,根据当时的制度,杨志的情况非属于“斗杀”,而应属于“故杀”,其原因在于,“斗杀”是不能用兵刃的。用兵刃而杀,则彰显杀心,应认定为“故杀”。《斗讼律》“斗殴杀人”条载:
     
      “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
     
      第三回,“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才是法律意义上典型的“斗杀”。鲁达与郑屠,原本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只因为郑屠霸占金翠莲,鲁达不忿,“路见不平一声吼”,才有了这桩公案。在主观方面,鲁达并没有执意杀死郑屠的主观意愿,如他自己说的,“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对于致人死亡的结果,完全出乎了鲁达的意料。在客观方面,两人“此往彼来,两相殴击”,且鲁达只是使用拳脚,没有涉及兵刃等器械。综合其表现,鲁达原本无意杀人,因相互斗殴而杀死郑屠,且是徒手,没有用刃,应当属于“斗杀”。
     
      劫杀
     
      “劫杀”,其含义可表述为:以威、力强取人、财、物过程中,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律文中,“劫杀”源于四种明确规定的犯罪,即谋叛、劫囚、强盗、略人略卖人,其实质为这四种基本犯罪的“结果加重犯”。小说中存在多处 “劫杀”行为。例如,
     
      第十二回,王伦向林冲提出入伙的条件,须交纳投名状:
     
      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有心入伙时,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
     
      这里的投名状,实质而言,就是“强盗型”的劫杀行为。
     
      第三十二回,夜走蜈蚣岭的武松,杀死飞天蜈蚣王道人,意外地搭救了一名妇人。那妇人向武松哭诉道:
     
      “那厮一日见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两个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强骗在此坟庵里住。”
     
      此处王道人的行为,即属于“略人略卖人型”的劫杀行为。
     
      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
     
      这里,李逵的表现,即属于“劫囚型”的劫杀。
     
      第四十一回,宋江率领众人智取无为军,杀死黄文炳全家;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第五十回,宋江率部众三打祝家庄,几乎尽灭祝、扈两大家族。这属于“谋叛型”型劫杀。
     
      误杀和过失杀
     
      第三十六回,“梁山泊吴用举戴宗,揭阳岭宋江逢李俊”,宋江对自己杀死阎婆惜的行为做了一番说明:
     
      当下宋江一笔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诤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缉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词。”知县看罢,且叫收禁牢里监候。
     
      “一时恃酒诤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很明显,为了逃脱法律责任,宋江有意虚构了一些事实。我们清楚,宋之所以杀死阎,原因并非是什么“为因不良”,而是后者掌握了也实际控制着宋江的犯罪证据——晁盖写给宋江的书信;当时,也没有“恃酒诤论”这回事,宋江这么说,应该是意在强调自己杀人属于酒后的一时冲动,不具有严重的主观恶性,以这些虚构事实为铺垫,宋江进一步地将自己杀死阎婆惜的行为明确地定性为“误杀”,而非斗杀、故杀等行为,希望借此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检索当时的制度,即便按照宋江竭力虚构的事实,也难以将其行为定性为“误杀”。在传统制度里,“误杀”的涵义并不是简单地理解为“因为失误而杀伤”,作为一种定罪追责的依据,它具有确定的标准和界限,只有具备了特定的犯罪要件,才能构成“误杀”。
     
      具体而言,误杀分为因盗误杀、因斗误杀与疏忽杀人三种情形,根据规定,因盗误杀,主要发生在劫囚、窃囚的特定情形下;因斗误杀的受害人须是斗殴人之外的第三人;而《宋刑统》中就“疏忽杀人”型的“误杀”,列举了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在营造或拆除建筑物时,相关责任人“备虑不谨”,疏忽大意,未尽到注意义务而致人死亡,徒一年半。这相当于现在的安全生产事故追责;另一种情形是,由于医疗活动中的过失,造成了严重后果,相关医师徒二年半,这相当于现在的医疗事故的罪责措施。由此,虽然宋江极力辩解自己杀死阎婆惜的行为属于“误杀”,但是,其虚构的事实同误杀的规定并不相符。实际上,笔者认为,宋江真正的意图是想通过虚构事实,竭力论证自己的行为属于“过失杀”。依《斗讼律》“过失杀伤人”条注文:
     
      “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
     
      宋江强调自己“恃酒诤论”,无非是想说明自己酒后思虑不周,从而过失杀死阎婆惜。而一旦被认定为过失杀,那么,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会明显减轻。
     
      “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
     
      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那么,按照“夫妻妾媵相殴并杀”条:
     
      “……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过失杀者,各勿论。”
     
      阎婆惜并非宋江的妻,而是宋江的妾。由此,基于两者身份上的尊卑,就宋江杀阎婆惜一案而言,如果被司法官员认定为“过失杀”的话,宋江就会成功脱罪,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才是宋江虚构事实的主要目的。当然,就事件真相而言,宋江杀阎婆惜一案,既不是误杀,也不是过失杀,而是应定性为“故杀”。
     
      此外,所谓“戏杀”,即双方当事人“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杀人者与受害人自始至终均为戏耍,没有杀人意图,直至一方死亡。从性质上看,这应该属于“过失杀”的一种特殊形式。因小说中没有对应的情节,在此不再赘述。
    【作者简介】
    张未然,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点赞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必填项已用 * 标注